很早以前，杨锐在正式场合就是说中文了。
这也没什么特别的，很多人都是如此，譬如在法国留学过的领导，在面对法国人的时候，也不会说“笨猪”来打招呼。
而用本国语言最好的一点，是有翻译来帮忙过滤语言，太有情绪性的语言，经过一层翻译之后，就会变的理智和谨慎了。
即使有不充分的地方，也可以让翻译背锅不是？
领导身边带一个翻译，就像是带了一道防火墙一样。
但在瑞典，情况却是有一些变化。
人家懂的语言多啊！
瑞典是传统的多语言国家，瑞典语是本土语言不用说，人人都要会的。英语作为第二语言，也是读过书的人都懂的。因为瑞典国小人少，国民受教育程度高，于是法语、意大利语或者西班牙语，也经常成为兴趣爱好。
除此以外，芬兰是从瑞典分裂出去的，芬兰语依旧留在瑞典。丹麦语和挪威语，则是相似而不同的情况，它们与瑞典语是同一个语系，发音与写法又不同，也算是不同的语言——其实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粤语和闽南语不也是这样。
在斯德哥尔摩这样的城市里，大量使用芬兰语的居民，不免对周围人产生影响。对瑞典人来说，有一个使用芬兰语的外祖母，后外祖母，或者第三任外祖母，实属平常，趁着外祖父离婚之前再学一门语言，也是很正常的行为嘛，想必全世界人皆是如此。
而在瑞典的媒体界，语言的繁盛程度就更强了。
懂一点日耳曼语系或者斯拉夫语系的语言，根本算不得什么，亚洲和欧洲有大片的语言等着他们来征服，例如中东的阿拉伯语系，非洲的800种语言等等，总有一款适合你。
杨锐刚下飞机，还没有从随便说中文的环境中脱离出来，仅仅是在机场的三十分钟里，就有大量的信息被泄露了出来。
休斯顿出于宣传的目的，并没有第一时间提醒杨锐，上了车以后，才露出一抹笑容，道：“杨教授，还有景语兰小姐，你们要做好准备，媒体或许会报道你们的事。”
“咦，为什么？”景语兰第一时间用英语问了出来。
“记者们中间，懂得中文的，应该会将你们说的话，全部或者部分的刊登出来吧。”休斯顿微笑回答。
景语兰一愣：“记者们里有懂中文的？”
“总会有的，即使说的不好，也勉强能听懂吧。”休斯顿停了一下，又道：“就是有的不是太明白的地方，他们也可以拿录音回去，找人翻译出来。”
杨锐也是愣住了：“还有这样的操作？”
他这句也是用中文说的，翻译同意发愣三秒钟，灰头土脸的道：“杨锐先生的意思是，还可以这样吗？”
“当然了，当时摄像机的确离的比较远，现场也比较吵，可能收不到多少场外话，但站在您身边的记者，也许就装着录音机呢。”休斯顿笑眯眯的解释。
“像alkman那种？”杨锐等于是自问自答了。
离开满地手机录音摄像的年代太久远了，杨锐当时避开了摄像机，却忘了录音机也有同样的功能。
但录音机多贵啊，尤其是便携式的，给你一个脑袋大的就能自称最新科技了。
空白磁带也不便宜，80年代就得几块钱一盘呢。省台一级的电视台和报社，记者想弄一盘空白磁带都得找副台长一级的批条子，拿不出一个合适的理由，是分不到这种十分之一工资的消耗品的。
当然，记者们平时是可以用反复洗出来的磁带的，可在这种环境下，不说反复洗出来的空白磁带质量如何，存档也就等于把这个带子给消费了。
所以，没有确凿的需求的情况下，记者们也不会随便就录带子。
然而，这只是中国的情况，瑞典记者显然没有把这么点小钱看在眼里。
如此算来，最近十年也就是名人们最后的幸福十年了，等到90年代末，狗仔队们都买得起录像带、摄像机以及最重要的长焦镜头的时候，名人们的好日子就算是过去了。
休斯顿哪里能知道杨锐的感慨啊，一无所觉，道：“不一定每家电视台都有中文翻译，不过，为了准备此次典礼，瑞典全境的中文翻译应该都被集中了起来，他们最多只要一下午的时间，就能将你的话给翻译出来。”
“为了一个人集中全国的中文翻译？”翻译忍不住问了一句，又连忙闭嘴。
杨锐的英文翻译是临时找的，平时他也没这个需求，就是参与正式对话的时候，才让北研所的副所长兼职一番，后者本身就是翻译家，早年国内用的生物学著作，很有几本是他做的。
不过，张所长的口译水平虽然也不错，翻译礼仪就一般般了，很多时候根本想不起自己是在冒充翻译。
只是对杨锐这样的学者来说，差不多也就够用了。
不是来斯德哥尔摩，杨锐甚至用不上他。
而对年近半百的张所长来说，集中全国的某个行业的精英做一件事，本身就代表着隆隆的重视。
坐在瑞典人提供的豪华车里，张所长莫名的骄傲起来。
再看杨锐，他更是觉得无比的顺眼。
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杨锐，接受的是完整的中国教育，甚至从未出过国。他的得奖，对于中国人来说，提升的自信心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
这就像是许海峰在打破零的突破之前，奥运金牌对中国人的刺激一样。
在那个背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