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锐去腾冲，是准备找嗜热菌，分离耐热的dna聚合酶的，泡温泉只是附带，因此做了诸多准备，好几样需要的仪器设备，都是从香港买了，直运到昆明去。
80年代的香港地方，各大设备仪器公司都有常驻，很多都是冲着大陆来的，杨锐的华锐实验室新近崛起，也是受到了关注，以至于杨锐一行人抵达昆明机场的时候，香港方面的中介公司还派了人来接机，帮忙办好了所有仪器的提取工作，并送至酒店入住以后，才留下名片离开。
地接的则是云南大学的年轻副教授康弘。
这位也是杨锐参加了“国际医学与生物大会”的副产品。
生物学在云南大学也算是优势专业，毕竟有着丰富的生物资源，随便找几种植物，或者微生物，就能发表一篇不错的论文，滚雪球效应下，相对容易从万军丛中杀出。
不过，地方大学再强也是强不过京城的大学的，首先一点，各种国际会议的名额就少，来参加一次大会的花费更多。
今年，康弘是因为给研究室主任做了第二作者，因此蹭了一份邀请函，以“来访”的名义去了北京，方式方法与黄茂差不多。
然而，黄茂参加一次国际会议，除了人情，基本不用付出多少成本，康弘费的劲就大了。
正因为如此，好不容易参加了会议的康弘就很注意交朋友。在地方院校做研究就是如此，必须多交朋友，才能融入到学科的圈子里去，否则，一个人在云南闭门造车，有什么成果大家都不知道，可谓是事倍功半。
杨锐在“国际医学与生物大会”上大出风头，自然是康弘结交的对象。
科研圈子里的资历，泰半是用成果堆起来的，三十余岁的康弘虽提拔的副教授，但与杨锐却是不能比的，别的不说，光是一篇》论文，就比地方大学的教授厉害了，更别说“国际医学与生物大会”上发表的论文。
另外，与理查德的科研竞赛，也是很刷声望的事，当然是作为赢家。
科研竞赛虽然残酷，但正因为它的残酷性，使得科研竞赛的胜利者，能够得到多方瞩目。
基础效应就是同行会认真的阅读你的论文，并且先入为主的认为你有一定的水平。
这就好像是军备竞赛和战争的区别一样，没有打仗以前，各国怎么吹嘘都都可以，可也只能让人半信半疑，譬如中东战争前的以色列，中印战争前的中国，马岛战争前的英国……但一场仗打下来，说服力再强大不过了。
战争是用血赌出来的声望，兵凶战危，结果出来以前，谁都不确定是海湾战争式的，还是越南战争式的，或者是两伊战争式的……
科研竞赛赌的是科研员的科研生命以及大笔的资金。在生物领域，因为一次科研竞赛而倒掉的公司不计其数，因为一次科研竞赛而郁郁终生的科研员如过江之鲫。
被杨锐战胜的理查德，横跨中美两国，同时拿着北大和加州大学提供的经费，凭借声望寻找金主，用了上百万美元，消耗近一年的时间，堵上几十年的历史，结果大败亏输……可以说，理查德的科研生命已经终结一半，他就是想要重新来过，也只能从十万级的项目重新开始，没有三五年的奋斗，没有一篇顶级论文，再想回到以前的位置都不容易。
但是，发表一篇顶级论文又是何其之难，尤其是科研竞赛失败的理查德，他的论文交给同行评审，首先就会遭遇到更严格的标准……
相对应的就是声名鹊起的杨锐了。
理查德的损失，反衬出杨锐的强悍。对康弘这样的年轻副教授来说，加州伯克利分校简直是神一样的圣地，该校的教授竟然被杨锐打败，自然是神级一般的故事。
事实上，越是圈内人，对于杨锐的胜利就越感敬畏，这也是身为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的蔡教授，会亲自出马，为杨锐申请60万元经费的原因。
自恢复高考以来，进入北大的天才如火山迸发的出现，但达到杨锐这种高度的，至少生物系是一个都没有。
尤其是杨锐的同龄人，大部分还在艰难的学习着基础课程，他们的优秀更多的体现在学业和社会活动上，对于研究，远远还没有达到入门的程度。
简而言之，与杨锐同龄的学霸，仍然是处于学习状态的学霸，而杨锐已经开始变成研究型和实用型学霸了。
有关钾通道的论文，妥妥的证明他拥有世界领先水平的研究素质。
杨锐若是北大的员工，就凭这一篇论文，即可破格提拔到副教授，再过些年，吃老本到教授都不成问题。
除了年龄，康弘结交杨锐，完全是高攀的模式。
正因为如此，接到杨锐的电话，康弘是相当的高兴，特意借了学校的小巴，带着一群人游览昆明市，包吃包住，并坚持要送几人去腾冲，并道：“我和云南军区的关系不错，可以安排你们到军区的疗养中心去住，我亲自去的话，安排的条件肯定好一些。”
“太麻烦了吧。”杨锐还真没接受过如此殷勤的地接待遇，30年后的科研界和现在已经不同了。
80年代的中国人都是出门靠朋友的，许多时候，哪怕是一面之缘的熟人，都能帮得上很大的忙，就像是现在的康弘一样。
当然，异日康弘再到北京，或者想要一个国际大会的名额的时候，杨锐也理所应当的要还上这个人情。
所谓的人情社会，就是如此。
杨锐不适应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