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不错，我得看一会了。”富教授仔细的看完了引文，坐了下来。
光是正文就有20页的论文，可比数倍页数的短篇小说难读多了，富教授是同领域的专家没错，那也要一点一点的读下去，才能看明白文章的内容。
站在他身后的实验狗钟志文就惨了，因为英语不过关，他看杨锐的论文就和看天书差不多，普通的英文单词自然是认识的，但这样一篇论文，普通的英文单词就和点缀一样。
其实，遇到相同问题的人不在少数。
有了富教授开头，周围生物系的教师和研究员，不少人都要了一个单行本，就在篮球场边阅读起来。
然而，大多数人看不了几分钟，就神游户外了。
自信英语水平好，与看得懂英文论文没有必然的联系。很多英语四级水平，在老外的餐厅里只能用“thank-you”点餐的学生，看英文论文也能一目十行，就某方面来说，论文更像是科学界的黑话，格式什么的都有一定之规。
如果是接受过充分的论文训练的学生，看论文的时候，想浏览就浏览，想略读就略读，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生僻的单词，不懂就查，也费不了多少功夫。
但是，没有接受过足额论文训练的学生，就像是没有进入过正经帮派的小混混，哪怕背下了各种生僻单词，一到大场面的时候，依旧免不了露怯。
到30年后，重点大学稍微正常点的教授都是从千军万马中杀出来的，本人也不知道经历了多少竞争，训练学生的学术能力还是手到擒来的，二本的研究生导师稍微困难些，但只是安排训练的话，还是没有问题的。
如北大清华之类的顶级大学的教授和研究员就更厉害了，进行多年的“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和“千人计划”虽然备受诟病，但也确实为后进的中国引进了大量的海外牛人，这些人在世界范围内或许不一定是顶级的，可相对于中国本土近亲繁殖出来的学者而言，也算得上是一缕新鲜空气了。
但在80年代，那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算年龄，如今的40岁左右的副教授，50岁左右的教授堪称年轻了，但40岁的人在40年代出生，50年代读书，60年代读大学，那个时候，教学秩序已经彻底被打乱了，究竟能不能学到本事，或者说，究竟能不能接触到世界最先进的科研进展，基本全凭自学，效率低下。
五六十岁的教授的经历也很困难，他们二三十年代出生，在战争年代长大、读书，接着就面对建国之初百废待兴的局面，在专业技术方面，这些学者得到了充分的机会，无数的新建工厂，技术改造，修桥铺路等方面的工作，让差不多的大学生都有独当一面的机会。然而，基础科学并不只有技术，而学术的高要求往往更隐蔽，等他们打牢了基础，人到中年，开始焕发学术春天的时候，学术土壤已经酸化了。
现在的北大，好一点的教授，如唐集中之流，读书的时候去西南联大，建国后访问苏联，又在过去十多年里维持着起码限度的科学研究，这才能勉强留在世界主流科研世界里。
不能坚持的，没能力自学的，或者运气不佳的，大多数只能在国内的科研小圈子里玩了，偶尔做一点世界一流国内空白的重复性研究就沾沾自喜。
如果是文史地理这种埋故纸堆的研究，数学物理之类的纯理论研究也就罢了，生物这种用钱堆出来的自然科学，永远只能给少数人以机会，贫穷的中国如此，富裕的中国如此，金山银海的美日欧亦如此。
至于刘院长之类的政工干部，判断论文好坏，差不多就靠数页数了。
只有少数十几名教师或研究员，能够认真的将杨锐的论文读下去。
这也就是在北大了，换一个地方院校的生物系，说不定连订阅《cell》的钱都能省下来，反正也没人看，还不如多订几份《人民日报》使人开心颜。
杨锐没什么压力的坐在了桌子上，论文已经发表了，对他来说，最困难的部分已经完成了，剩下的只是锦上添多少朵花的区别了。
此时的五四篮球场，气氛开始变的怪异起来。
一方面，才结束不久的篮球赛，释放了大量的荷尔蒙和臭汗，留下了心情尚未平复的数百名学生和激荡的气息。
另一方面，被桌椅板凳围起来的空旷篮球场被好奇的人群填补了起来，人挨着人，人挤着人，却安静的像是在考试似的。
尽管刚刚还在为肌肉的力量而欢呼雀跃，但归根结底，学生们最信奉的还是脑力。
北大学生都是知识的获益者，如果有一宗知识神教，那北大学子即使不是狂信徒，也是虔诚的信众。
沉默的环境不仅不让人难受，反而激起了学生们浓烈的好奇心。
“能给我一本看一下吗？”一名学生挤了进去，打破了寂静。
“胥岸青？恩……这里还有一本。”杨锐将单行本塞给他。
胥岸青轻轻道了声谢，垂头细看。
篮球场重归寂静，只有风扫过球场的沙沙声。
像是富教授一样，胥岸青也想知道双方的差距有多大，他迫不及待的翻开论文，目光凝视了几秒钟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rui-yang”，继而就快速看了下去。
作为高考省状元，胥岸青的路走的比绝大多数人都要顺，就学术而言，大一加入理查德实验的他，可以说是走在了所有北大学生的前面。
和其他任何一个资源密集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