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延安府赵家之事，由锦衣卫指挥使骆养性全权处理，皇帝陛下的确没有参与其间。
最近一段时间，皇帝陛下在做的，就是在更广阔的范围之内，更深入地走访陕西民间，了解陕西民间的舆情。
他之所以对了解陕西的民间舆情如此情有独钟，是因为他要为即将采取了一项重大决策，准备足够的依据。
现在，信息收集工作已经告一段落，而且结果也令人满意。因此，那项重大决策也可以开始实施——是时候打出“招安”的旗号了。
在陕西赈灾伊始，因为各项措施刚刚展开，因此百废待举、百废待兴，整个三秦大地犹如一大团的乱麻，因此也就很难期盼当时就有什么效果显现。
若是在那个时候就实行招安，恐怕不仅难如人意，甚至对刚刚开始的赈灾造成相当大的破坏。
不要说耗费多少的人力物力，就是那些桀骜不驯草莽，没有一个轻易能够俯身听命的。不用多了，有那么三五个在其中胡搅和，要想安稳有序地进行赈灾，纯粹是妄想。
现在好了，朝廷的赈灾举措渐次展开，效果也逐渐显现出来，人心思定人心思安。社会基础基本稳定，招安也是正当其时。
但是，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可以招降为民的。这也是皇帝陛下甚感头痛的事情。
若要招安，必须控制好规模和节奏，不能齐呼啦地一股脑都招了安。那样泥沙俱下之下，良莠难以分辨，容易令那些害群之马混入。这些人绝非良善之辈，无事都要起风浪，若是偶有风吹草动，此辈人恐怕又要闹出事端。
总之，对于那些因为生活所迫才走上歧途的人，要尽量给予改过从新的机会。只要他们愿意改邪归正，愿意重新过平静的生活，朝廷就有责任保证他们的安全，并且也有责任给他们提供用自己的技能和汗水养活自己及家人的机会。
但是，对于那些少数的穷凶极恶之徒，就不能以上述方式对待。
可他们毕竟只是少数。除了有限几个为首之人欲借此大乱之机挣得一份身家，跟从的几乎都是求个温饱而已。如果朝廷不吝名器，又能提供满足口腹之欲的条件和机会，应该能够争取到其中的绝大多数。
同样是得偿所愿，如果有一个更温和、更没有后顾之忧的渠道，相信没有几个人愿意拿着自己的身家性命做为交换。
只是，这个“度”实在是不好把握。过于宽松会留下隐患，过于严苛又会将一些本来可以争取、可以改造的“浪子”推向绝路。
能够担此重任的人选，皇帝陛下本来是有所准备的。
不仅是有所准备，而且是有两个人选。可这两个人选在各具优势的同时，也都有着难以弥补的弱势。
洪承畴和孙传庭同是万历二十一（1593）年生人，都是三十五六岁的年纪，都是年富力强，都是具有很强的个人能力。前者是在万历四十四（1616）年就中了进士，而后者直到万历四十七（1619）年才高中三甲。
洪承畴不仅科名较早，而此后的仕途之路也令后者艳羡不已。
万历四十四年高中进士之后，洪承畴初授刑部江西清吏司主事，历员外郎、郎中等职，在刑部任事六年。在天启二年（1622年）擢升浙江提学佥事，在任上，以才高识士，所选人才皆俊奇，为朝廷所器重，两年后升迁两浙承宣布政左参议。
现在的洪承畴，是陕西布政使参政，从三品。再向上一步，就是布政使和按察使，可以算是独当一面的方面大员了。
而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中进士后，孙传庭初授永城知县。天启初年进入京城任职，为吏部验封主事，再升至正五品的稽勋郎中。两年后因不满魏忠贤专政，弃官回乡。直到现在，仍然在山西代州镇武卫老家闲居。
洪承畴的品级和资历倒是足够，权谋以及办事能力也是可堪托付。可此人杀戮太重，容易招致人怨。若是在乱世，洪承畴的确是一把锐利的刀锋，也足以震慑宵小。
可现在的陕西，在朝廷数百万的银子使出去之后，已经从乱象丛生变为基本安乐的景象。这番景象，犹如农村的黎明，虽然与繁华富足根本毫不沾边，可苦难中暂时的宁静也是弥足珍贵。
若是血腥气息过于浓厚，不仅打乱了眼前的宁静，或许也会唤醒埋藏人们心底的野性。这对目前陕西的赈灾，绝对不是好消息。
孙传庭行事倒是不温不火，谋略也是足够。可他卸任吏部稽勋郎中时的品级，只有正五品，在地方上只相当于卫所千户，或宣府同知。升一级的话，也不过是宣慰副使或宣抚。此等品级，主持一省方面，的确有些勉为其难。
皇帝陛下倒是可以不次拔擢，连升个三五级那也不过是一句话的事儿，相信孙传庭本人，也不负皇帝陛下的委任。可如此一来，君臣两人之间倒是相得，如何服众、如何让那些地方官吏服从孙传庭的指挥，就会成为最大的难题。高压之下他们倒是绝对不敢明着抗拒，可阳奉阴违却最是毁人不倦。况且孙传庭高中进士之后，只任过永城知县，然后就一直在京城任职，地方任职的履历和经验也着实有些欠缺。
首先要表明的是，虽然皇帝陛下心里知道，那一世的洪承畴某些事情做的不是地道，可皇帝陛下并没有任何迁怒的意图。
不仅是洪承畴一人，像什么三桂、精忠、思明和大寿之类犯了错误的人员，他都不会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