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此时的大明朝廷犹如一盘散沙，他可不认为仅仅凭借着皇帝陛下的信任和支持就能无往而不利。尽管这种信任可谓史无前例，宫中也没有提及要派出太监随行监督。
能否将这一盘散沙重新捏合到一起才是最为关键，而这却要看皇帝陛下的雄才大略，自己一时也只能冷眼旁观、爱莫能助。
说实话，徐光启对此不是很有信心，他也很为此感到担忧。
可既然皇帝陛下有着励精图治的一腔热血，他就算拼上自己的一把老骨头也要助皇帝陛下一臂之力。即便最后功亏一篑，他也义无返顾。
从上海至陕西，沿途三千多里的慢慢长途，而且越走天气越加寒冷，触目所及也充斥着荒凉景象。
按照他一向低调的做事方式，徐光启此次虽然怀里揣着皇帝陛下的圣旨，也不想大肆张扬自己的钦差身份。因此出门时也只有儿子徐骥和两名老仆相随。临行之前松江知府倒是热心地要派护卫随行，也被他一并辞谢。
而且一路行来，只要能够自己应付，几乎没有叨扰沿途的地方官府。
儿子徐骥默默随行，与家人徐福徐禄一起照顾着老父的饮食起居。虽然徐骥也明白老父低调的含义，可心中依然难免叫屈。
虽然此前一直置身官场之外，可毕竟出身官宦之家，徐骥因此并不昧于官场的一些行事规则。即便老父不像绝大多数官场中人那样，凭藉着钦差的身份随处打秋风，可安排个食宿兀的也是应有之意呀。
哪想到自己只是稍稍露出了意思，就被老父的一声叱喝打断。
因为有这些抵牾，父子俩的言语就有些不合。除非有必要，徐骥干脆做起了闷口葫芦。
近午时分，尽管气温比上海低了许多，可阳光却难得地明媚起来。只是管道之上尘土益发多了起来，北风一吹，更是满头满脸地袭来。
徐福坐在车辕上赶车，徐禄骑着牲口随行车旁。
徐光启坐在摇摇晃晃的车里，看了一眼旁边一直噘着嘴的儿子徐骥，不由轻笑出口。徐骥却并没有给予老父温和的回应，而是轻轻“哼”了一声，随即还把头扭向了一边。
儿子徐骥虽然早已过了而立之年，可为人做事却仍欠不少火候。徐光启本想借路上长途的机会，适当加以点拨。可没想到他的抵触竟是如此之大……看来，只能另找机会了。
对于儿子心中的不快，徐光启并没有放在心里，“小孩儿心性，过一段时间就好了，”知子莫如父，徐光启不会为儿子的些许“无礼”而恼火。他现在最感闹心的，是因为另一件事。
尽管徐光启一直保持低调，但以“冠带闲住”而被皇帝陛下委以钦差身份赴陕西公干的消息还是无法严守秘密。
应该是在上海的教友在得知这个消息之后，才通知了已经在陕西的汤若望。
因为原在陕西西安府的金尼阁身体欠佳，今年早些时候汤若望就被派去接替了。之前徐光启与其相交甚笃，多有切磋，其中当然是徐光启受教更多。
汤若望到陕西之后，两人还通过几次信函，彼此通报了各自近期的情况。
就在从上海刚刚上路两天之后，徐光启就又收到了汤若望的信函。就是这封信函，令徐光启感到无所适从。
在信中，汤若望自问自答地猜测徐光启至陕西公干的目的。
本来徐光启所擅长的，无非就是天文历法、军事练兵和农事。若是为前者，肯定会去京城钦天监，去陕西那必然是后两者。以两人的熟悉程度，汤若望自然一猜便中——流民。
接着，汤若望就开始抱怨陕西地方官的昏庸颟顸不开化，他自己在那里的传教受到了相当大的阻力。幸好有徐光启即将莅临，他的到来必将开创传教事业的新局面，“上帝都会感到欣慰的，”
最后，汤若望毫不意外地提出，徐光启应该为“传播上帝的福音”做出自己的贡献，而且他还隐晦地提出，教会方面肯定也会做出人力物力方面的贡献，协助徐光启完成皇帝陛下交代的任务。
万历二十八（1600）年徐光启与利玛窦相见，万历三十一（1603）年受洗，先后受教于利玛窦和汤若望等西洋教士，而此后徐光启也一直是教会中最得力的干将。
因此，徐光启也真心希望洋教在大明得以广收门徒。他也明白，汤若望的言外之意也正是如此。
可是，此时在陕西发展教众却并不是好时机。
人在穷途末路的时候，最容易被某些神秘力量感召。此时如果洋教趁势而为，肯定会迅速召集广大教众。
但是，这种时候也是最为敏感，上位者的神经也是最为紧张。阴魂不散的白莲教每每变换着花样现世，已经使历朝历代的当政者产生了足够的警惕。
抛开其他因素，陕西地方官府阻止洋教的传播无疑是正确之举。他们的初衷，或许并不是要成心阻止洋教的发展传播，而是不想使形势一发而不可收拾。
只是自己做为洋教中的一员，对于挚友的要求应该如何给予回应却着实是个难题。
肯定不能支持，这是想都不用想的事情。如果洋教趁机大肆传播的话，多半会吸引更多的信徒，可是否能够始终控制欲如那就是大成疑问的事情了。
而如果不能很好地控制住众多的信徒，不仅洋教本身就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也势必要引起朝廷的侧目甚至敌视。而一朝种下祸根，对洋教未来在大明的传播就更为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