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陛下认为，东江镇能否有所作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登莱巡抚的支持力度。因此，登莱巡抚这个“后勤”的重要性，那是不言自明的。
而毛文龙之于东江镇，多少是有些私心在内，那些“征招商贾，贩卖禁物”的指摘，也绝非凭空杜撰。
而袁可立之于登莱巡抚，那可是对朝廷、对大明的一片赤城。
若是换一个人挺进东江镇，未必就不如毛文龙做的差。而若是换一个人坐镇登莱，未必能如袁可立那般的给予东江镇毫无保留的支持。
史上对于毛文龙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即便是一直站在其背后的袁可立，也有看似截然相反的两种记载。一面是“奴酋逆天顺犯，于今七载。赖毛帅倡义，屡获奇捷……”另一面则是“不交一锋，致奴死二万余人，马三万匹，其数终有不可考。”
翻遍了近年有关袁可立、毛文龙以及东江镇的奏折及兵部、户部的兵备钱粮支出的记载，皇帝陛下也无法从中觅得真相。
想起那一世的史学家孟森所言：“庶知三百年公论不定，一翻明末人当时之记载，愈坠云雾中。论史者将谓今日之人不应妄断古人之狱，惟有求之故纸，凭耳目所及者之言以为信。岂知明季之事，惟耳目相及之人，恩怨是非尤为纠葛。”
这“耳目相及之人”都是“恩怨是非尤为纠葛”，别说是令后人得窥真相了，即便是自己这个“今人”不也是一头雾水吗？
既然无法得窥真相，皇帝陛下就决定抛开这些不靠谱的评论，专以“结果”论英雄。
毛文龙所部之东江镇，的确可以牵制骚扰后金，那就大力予以扶持。
袁可立的确能够倾力支持东江镇，那就重新起用。
毛文龙可以“再鼓余勇”，皇帝陛下对此是有把握的。可难办的是，当初袁可立求去，可是在毛文龙唆使宋师襄等人的攻讦所导致的，如今若想再将两人“撮合”到一块儿，难度可想而知。
那既然毛文龙可有可无，为何不索性将其撤换，为何不行使走马换将之权？
皇帝陛下不是没有想过，其中确有不得已的苦衷。
一是因为毛文龙在东江镇多年，对那里的环境和敌我双方的形势都已经非常熟悉。骤然另派他人，即使其能力丝毫不逊于毛文龙，可总是要有一个重新熟悉的过程。而熟悉到最后，也还有一个能否适应的问题。这与其人的能力无关，也不涉及其人是否尽力，完全是出于客观的考虑。
再者说，皇帝陛下相信在众多的将领当中，也的确有适合东江镇的人选，可目前的形势，根本没有时间容他仔细挑选。
可是，要说服在河南睢州家居的袁可立重新出山，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当初他可是连上了七道辞呈才获得允准致仕的，因此可以想象他心中愤懑的程度。
好在皇帝陛下还有一个奥援。
在巡抚豋莱期间，袁可立在同年焦竑的推荐下，结识了和自己同年同月出生的徐光启。徐光启在兵器方面的才干很快得到袁可立的充分赏识，二人在战略思想上也都主张加强对朝鲜的控制。交谈之下，甚为相得，此后也一直没有断了书信联系。
因此，皇帝陛下就没有贸然直接给在河南睢州的袁可立下旨，而是先给徐光启去了信函，要他为之先容。
可对于毛文龙，皇帝陛下可就不客气了，一顿声色俱厉的申饬是免不了的，对他的骄横跋扈、忘恩负义也是大加挞伐。
而毛文龙接到皇帝陛下痛斥的圣旨，却是大喜过望。因为在皇帝陛下圣旨的最后，还有“如若不思悔改，终将成为弃臣。”之语。这就说明，皇帝陛下虽然怒其不争，可也还给他留下了戴罪立功的机会。
有机会就好，毛文龙有信心为自己正名。
其实，就算是没有皇帝陛下醍醐灌顶般的痛斥，毛文龙自己已经开始失悔了。
想当初，自己率领着二百余人重开东江镇，虽然尝尽风霜历尽艰辛，可总算是打开了一副崭新的局面。如今朝鲜已经与后金签下了城下之盟，东江镇就此没有了凭依，只有皮岛和獐子岛可以做为盘踞之地。最为关键的是，没有了袁大人，没有了登莱这个坚强的后援，东江镇可就真成了大海中毫无根基的一浮萍了。
想起当初因为有着豋莱巡抚袁可立的倾力支持，东江镇才能日渐壮大，自己的“买卖”也才逐渐红火起来。悔不该当初头脑发热，竟然将一直给予东江镇全力支持的袁大人逼得黯然辞官。
想起这些，毛文龙的肠子都要悔青了。
因此，接到皇帝陛下进京陛见的谕旨之后，毛文龙稍做安排，就赶赴京城。
到了京城，去兵部报了道，然后就老老实实呆在馆驿中等候召见。
皇帝陛下也知道毛文龙已经到达了京城，可为了杀一杀他的傲气，竟然数日置之不理。
皇帝陛下如此做，也是为了给另一个即将到京的人出气。
在老友徐光启的解劝下，家居的袁可立终于接下了皇帝陛下起用的谕旨，并且已经从河南睢州老家启程了。
袁可立之所以决定再度出山，一半是缘于老友徐光启的现身说法，一半是因为在新皇登基之后他自己的观感。
有别于“盈朝”的趋炎附势之辈，袁可立虽已年逾六旬，可脑筋却是依然澄明。
阉党的覆灭，并不令人意外。只要是稍具心智的君上，就绝不会容忍前朝权势熏天的人物继续存在，何况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