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元帝（前四十八年至前三十三年）时，博士弟子达千人，汉成帝（前三十二年至前八年）时增至三千人。考虑到公元前的那个时代，招生三千人的规模也是蔚为可观了。
国子监是中国古代隋朝以后的中央官学，为中国古代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又称国子学或国子寺。
明朝时期行使双京制，在南京和北京分别都设有国子监，设在南京的国子监被称为“南监”或“南雍”，而设在北京的国子监则被称为“北监”或“北雍”。
南京国子监始建于东吴永安元年，到明永乐年间，规模宏大，延袤十里，灯火相辉，盛况空前，当时邻邦高丽、日本、琉球、暹罗等国“向慕文教”，不断派留学生到南京国子监学习。
但是，不论是太学，还是国子监，所教授的都是古代先贤的思想学说，学生所学的是“经”，而且不容置疑，不容辩驳，否则就是异端，就要被扫地出门，甚至要被批倒批臭。
关于这一点，做为后世的人，是很难理解到、或者是根本想象不到的。
有明一代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哲学家和军事家，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家、道家、佛家的王守仁的阳明先生，继承陆九渊强调“心即是理”之思想，反对程颐朱熹通过事事物物追求“至理”的“格物致知”方法。
因为他认为事理无穷无尽，格之则未免烦累，故提倡“致良知”，从自己内心中去寻找“理”，“理”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人秉其秀气，故人心自秉其精要。
在知与行的关系上，强调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所谓“知行合一”，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知必然要表现为行，不行则不能算真知。
也有人认为，王守仁并没有将“行”（实践）的重要性置于更高的地位，实在是一大遗憾。若不然，华夏的古代文明又可繁荣昌盛个三五千年，那就跟玩儿似的。
可若是他大力推崇“行”，甚至将其高高地凌驾于“知”之上，那他所受到的打击恐怕让他无法承受。
但是，尽管如此，尽管只是“知行合一，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也已经让他有资格在历史长河中牢牢占据一个位置了——王守仁（心学集大成者）与孔子（儒学创始人）、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并称为孔、孟、朱、王。其学术思想传至中国、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立德、立言于一身，成就冠绝有明一代。
别的不说，能够与孔孟并列，上下五千年以降，不也就是总共那么一二位而已嘛。
皇帝陛下也知道，在这种大环境下，若想一步到位，建立类似于后世那种传播新思想、新精神为主旨的高等学府，根本是不可能的。即便有他这个拥有着至高无上权利的皇帝陛下，施行起来恐怕也是阻力重重，成功的几率基本等于零。
况且目前大明朝野和民间这种尚算是安详的局面，实在也是得之不易，他还要趁着稍微肃静的环境，扎扎实实地做上几件事情，因此也真的不愿意因为一些事情，就打乱了眼下的平静。
可虽然如此，也不说明皇帝陛下就彻底停止了前进的脚步。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是无法停止脚步。这也是最令他纠结的地方。
因为大明王朝目前虽然看似稳住了崩殂的态势，可潜藏的隐患还是多多。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明王朝所安身立命的基础，很大部分都已经腐朽，长远看来，若不加以更替或者转换，呼啦啦大厦将倾的局面最终是不可避免、甚至很快就会到来的。
因此，皇帝陛下必须在保证短时间内大明王朝无虞的情况下，进行有限度的改良，慢慢地让人们接受一些新事物，让人们的思维也慢慢地发生一些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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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校，普通军校和高等级军校，就是皇帝陛下眼下就要着手的大事。
此前，在与徐光启的无数来往函件中，两人已经对尽快建立一所军事方面的学校达成了共识，也对其中涉及到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了探讨。现在，两人感到时机已经成熟，是应该着手进行一些具体操作的时候了。
有些事情，是说的做不得。
譬如你与人发生了矛盾，而且还是极端气人的那种，你气愤不过，可当场还就真的打不过对方，于是你就扬言：“等着吧，小子，晚上我叫人杀你全家！”
这时候所说的话，多半就是说的做不得的事情。因为你只想自己找一个台阶，脑子里恐怕一点儿杀人的念头都没有，何况是要真的实施。更何况……为了这等事情杀人，也实在不怎么值过。
另外有些事情，就是做得说不得。
譬如：**里面出**！
是，这句话的确是说的“至理”——只要没人能够打的过你，你就完全可以一直说了算，可若是这么直白地说出口，可就有些……总得弄件稍微顺眼些的外衣给他披上吧！也多少扯上些“正义”吧，“真理”吧神马的，多少也显得体面一些，若不然，真与明火执仗不遑多让了。
大明王朝皇帝陛下朱由检，目前就面临着这么一个问题。
做为皇帝陛下，的确是拥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利，可若是没有一件“趁手”的“家伙”的话，那所谓的“至高无上”也仅仅是一个光彩夺目的摆设，一点儿实际的用处都没有。
从惩处阉党、陕西赈灾，到铲除奸商，若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