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徐光启心目中的人选，是比他自己仅小几岁的孙承宗。
不管是文，还是武，既然是办学，那肯定是要有一位能够压得住阵来坐镇才是稳妥之举。而不管是资历，还是个人修养，以及皇帝陛下的信任度，孙承宗都是够资格的。
万历三十二年（一六零四年），孙承宗高中进士第二名，授翰林院编修，而后转拜中允。
万历四十八年（一六二零年），明熹宗朱由校即位，孙承宗以左庶子充当日讲官。这个官职，是正六品。
熹宗朱由校每天听孙承宗讲课，感觉自己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于是特别关照孙承宗，因此他的官路可是亨通起来。
天启元年（一六二一年），孙承宗官升少詹事。这是正四品。一年的时间，越过中间的从五品、正五品、从四品。
天启二年（一六二二年），孙承宗被任命为礼部右侍郎。这是部级的位置，正三品，响当当的方面大员。
从万历四十八年，到天启二年，中间三年的时间，孙承宗由一名正六品的讲官，一跃而为正三品的礼部右侍郎，用“炙手可热”、“官运亨通”来形容，都显得苍白无力。
熹宗皇帝如此提拔孙承宗，当然是有目的的。
还是在天启二年，清军再次入侵，广宁城守王化贞弃城逃走，经略熊廷弼退守山海关。兵部尚书张鹤鸣害怕被降罪，于是外出巡行。朱由校于是拜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并兼任东阁大学士。
各部尚书，是为正二品。从此，孙承宗一跃而为朝廷大员。
孙承宗上书给皇帝朱由校，说这几年没怎么练兵，军饷也难以核实，用武将上阵杀敌却用文官指挥，文官的权利太大，对作战极为不利。建议朱由校应该加大武将的权利，并且选一个有雄才大略的武将，给他假节的权利，让他可以自己任命帐下的偏将。
朱由校在孙承宗的建议下，迭次下旨，抚恤辽东百姓，精简京师军队，增设永平大帅，修建蓟镇亭障，开京东屯田，等等措施依次施行。孙承宗又奏请将熊廷弼、王化贞交给司法部门治罪，以正朝纲，又将给事中明时举、御史李达逮捕，治他们因招兵而引来战祸，又责备辽东巡按方震孺、登莱监军梁之垣、蓟州兵备邵可立，用以警告那些曲意依从，没有骨气的将领。
此后，孙承宗还奉命督师蓟辽，表现也很不错。
尽管不能说全是孙承宗的功劳，可他在辽东坐镇的那几年，后金的发展势头也的确受到了很大的遏制，这也总归是事实。
按说孙承宗的资历足够，而且前段时间在宁远率军阻击后金皇太极的进攻，也是颇为得力，很得当今皇帝陛下的信任。
孙承宗的优势，不仅是足够的资历，而且因为前后都任过兵部尚书，也曾经督师过蓟辽，从他手下走出、或曾在他的麾下任过事的大将多多，因此他的影响也是足够。
而孙传庭所缺乏的，就是孙承宗的优势。
在被皇帝陛下委派编练新军之前，孙传庭只是一名从默默无闻的正五品稽勋郎中任上返家闲居之人，是当今的皇帝陛下慧眼识才，将其不次拔擢，并且委以编练新军的重任。
虽然据说新军编练成果不错，可毕竟没有经过大战的检验，此前的所有赞誉，恐怕都不免流于形式的成分居多。
而这可是孙传庭唯一勉强算得上“政绩”的啊！只可惜还有待检验。因此，目前的孙传庭，可以说没有拿得出手的、过硬的、有说服力的政绩。
孙承宗的优势，正是孙传庭的劣势，而且这个差距，是短期内绝对无法弥补的。也就是说，在一个时期之内，孙传庭是无法达到孙承宗那样具有影响的地位……
“诶，或许这也正是孙传庭的……优势？！”一念及此，徐光启都为自己的灵光一闪所警醒，“或者说，孙承宗的优势……正是他自己的劣势，而且是无法回避的、无法挽回的劣势……至少，皇帝陛下是这样认为的，”
这样一想，徐光启豁然开朗，也对皇帝陛下的这个决定极为推崇。
因为接触泰西比较多，对泰西的了解也就算得上华夏第一人。徐光启要“引进”的，可不仅仅是什么算学和几何……但是，要引进那么多的奇技淫巧，恐怕要触动不知多少人的利益。
要触动很多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徐光启根本难堪此一重任。不只是因为他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而是因为他所占据的位置，尚不足以使他占据绝对的制高点。
可在徐光启的心里，却始终有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
而自新军登基以来，经过不断的接触，徐光启与皇帝陛下可谓相见恨晚。几番更加深入地接触下来，两人都把对方当做实现自己理想的一大助力。
徐光启想通过拥有至高无上权利的皇帝陛下，将自己的所学奉献大明，而皇帝陛下为了大明的强盛，也急需像徐光启这样的有识之士的大力协助……双方不谋而合，“各取所需”。
所以，徐光启的一些思想意识，几乎与皇帝陛下一致，或者说，很多重大的事情，徐光启更多的是从皇帝陛下的角度出发来加以考虑。
因此，从皇帝陛下的角度来看，孙承宗的优势，同时也就是他无可挽回的劣势。
这个意思，有两层。
第一，因为孙承宗有着足够的资历，因此皇帝陛下在指授方略的时候，就不免“心虚”，也就无法彻底畅行其志。
第二，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