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一点半，区委常委和区人大、区政协两位主要领导，陆续走进常委会议室。进入初夏，大家都穿着短袖，有些领导脑满肥肠、精力旺盛、额头冒汗，进了常委会议室就喊热，为此，服务已经提早开启了空调。
按照作息表，下午上班时间是两点，由于四点左右市人大主任要过来调研，区人大主席潘德州要陪同，区长周其同也要参加座谈会，就把常委会提前了半小时。常务副区长田坎擦着额头上的汗，对潘德州开玩笑说：“潘主任，市人大吴主任四点左右才来，明摆着是要你请客了嘛！四点到这里，开个座谈会，再去一家企业，少说也得五点半。”潘德州说：“请客怕什么，今天周区长都在，我还怕没人埋单啊？”周其同说：“我们要得就是吴主任能留下来吃晚饭呢！平时想请也请不到。”
区委书记胡小英走进了会议室，一看有几个常委还没来，目光在在座几个常委身上转了一圈，静静地坐了下来，拿出手机，翻出通讯录，点了一下“梁健”的名字，等到电话通了，她又赶紧挂了。
刚才的动作几乎是下意识的，她无非想再打个电话问问梁健，有没什么变化，可以供她在常委会上作为提出让梁健恢复分管干部工作的最后砝码，。可她马上意识到，在常务会议室给梁健打电话是相当不妥当的，即便只是让在座的人看到她手机上闪着梁健的名字，也很不应该。
为此，胡小英赶紧挂了电话。为避免梁健回电话过来，她将电话调整为静音，放在了自己的左手边。她的右手边，坐西朝东第一个位置是区长周其同，她不想让他看到什么。
然而，周其同却略有察觉的，朝胡小英的手机瞥了眼，没有发现什么，也就把目光移开了。这时，其他几个常委也陆续进来了，会议时间到了。
胡小英主持会议：“先跟各位常委说明一下，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吴惊涛同志下午四点要来我们长湖区调研，周区长和潘主任都要参加座谈会，会后还要去走一家企业，所以我们的常委会要赶在四点之前结束，为此提早了半个小时，辛苦大家一下。今天的会议，主要是研究两个问题：一是省文明城区创建问题，这个由区委宣传部和区街道办联合汇报；二是有关干部问题，由区委组织部来汇报。我们抓紧时间，现在进行第一个议题。”
区委宣传部分管文明城区创建工作的是副部区创建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宋城将整个方案汇报了一下，就用了四十五分钟，接下去，区街道办主任又对一些具体工作做了些说明，又用了十五分钟，一个小时就过去了。事先，有关材料都已经提前一天发给了各位常委，可这些常委哪有空看，这项工作既不是主抓，就高高挂起了。但到了会场上就不一样了，知道这项工作虽然不是自己抓，但作为常委，在会议上，却一定要发表一些看法，否则就等于是没有行使常委的话语权，久而久之就会在常委会上失去话语权！
作为一个领导干部，除了话语权，细想想还有什么权力？领导干部都不具体操作事情，一天的事情概括起来无非就是三个字：“说、走、坐”。说，就是讲话，传达上面精神，给下面提出工作要求；走，就是到分管的部门或地区走走看看，督促或者调研一下工作；坐，就是开会，听上级给自己开会，或者自己给别人开会。然而，三个字里，“走”和“坐”的同时，都必须“说”。“说”才是领导干部最需要注重的硬功夫，一些能说会道、不会做事的人能够提拔，一些塌实肯干但不善言辞的人只能做别人的垫脚石，这是现今的真实写照。
“说”，就是话语权。能官至区委常委的人，没有一个不明白话语权的分量，因此都知道，在常委会上都必须讲，而且还必须讲出点道道来。既然要讲出点名堂，那就要研究材料。可这些材料各位常委都没看过，于是常委会也就变成了读材料的会议。
各部门秘书，都考虑到领导平时没空看材料，虽然提前发了材料给领导，可还是安排了职能部门的有关领导在常委会上把材料念一遍，至少可以让各位常委对内容有个了解，防止大家发表观点时，无的放矢、乱放一气。所以，研究问题的会议也就开得往往很长。
汇报结束之后，胡小英说：“今天时间有些紧张，请大家抓紧时间发表意见。”各位常委就按照排名从后到前开始发表意见了！
文明城区创建工作的所有材料，事先胡小英都已经翻看过，心里有数，她也与宣传部长诸茂沟通过，有些细节在会前就已经定下了调子，上会无非是在常委之间通通气，于是各位常委在说些什么，她也不太关心，她知道，这些常委在会前基本都没看过材料，发表的看法，也是东一句、西一句，无非是表达一个态度，没有实质性内容。胡小英瞥见自己的手机亮了一下，上面闪出了“梁健”的名字。
梁健果然打电话过来了。胡小英把电话摁灭，然后回复短信道：“刚才打错了，如果有新情况可以发短信过来。”
梁健正在办公室内。他知道今天下午有常委会，也知道胡小英会在常委会上提出让他分管干部工作。常委会即将召开的时候，手机响了，来电显示是“胡小英”，梁健正要接起来，胡小英就挂了电话。梁健心想，胡小英在这个点打电话来，而且只响了一下到底什么意思？或者说她只是打错了？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