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一坐下，何主任就问道。
江林涛点点头，叹道：
“何主任，我也是迫不得已，县里需要用钱的地方实在太多了，您老是不知道，我这个县长手头拮据到什么程度了，五千块钱以上的临时性支出，就需要我这个县长签字……”
何主任点点头：
“我知道你的日子很难过，不过你能在这样的局面下把政府这边的工作撑起来，不容易啊，缺钱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如何处理好和其他领导的关系，如何调动起下面干部的积极性……”
何主任看到江林涛欲说话，摆摆手说道：
“我这不是恭维的话，我刚刚吃饭的时候听你们的郑、小徐等人讲了一些情况，也大体知道一些你做的事情，四个字可以概括：不急不躁，这才是最难得的。越是着急，就越是处理不好这些关系，越是处理不好这些关系，困难也就越大。我也当过县长，也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不过我这性子急，说话又很直，结果栽了跟斗……”
何主任讲着他经历过的一些事情，看样子是有感而发，实际上何主任是想以他经历过的经验教训给他言传身教，江林涛听到何主任讲起他在这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心里也不禁有些喟然，也觉得受益良多，于是说道：
“谢谢何主任的教诲，我一定会在今后的工作中注意的。”
何主任看着眼前的江林涛也是感慨良多，省委组织部那帮家伙不愧是专门琢磨人的，用人确实还是有独到之处，至少在对眼前这个年轻人的使用上眼光还是非常准确的，胆子也够大的。
江林涛的性格和他几乎不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从金丰第一次见到这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就给他一种很特别的感觉，有能力而又又不像有的年轻干部那么张牙舞爪的。脚踏实地，锐意进取而又稳成在他身上得到了很和谐的统一，或许正是这样一种自己想要达到，而因为性格的原因始终无法达到，才会让自己和这个年轻人成为这样的忘年之交吧。
“好了，咱们也该谈正事了，就是想听听你要我下来考察什么，你一直吊着我的胃口，明天就要下去考察了，你也该和我说说了吧？你搞得那么神神秘秘的，恐怕有些深层次的东西是不方便别人知道吧。我把你们郑等人请走了，现在就咱们两个人，你说说吧。”
“我在农村搞了个农村互助资金……”
江林涛把情况大体介绍了一下。何主任显得有些纳闷：
“在饭桌上我听你们郑和那个小徐讲，你们县里搞的什么互助资金，是不是让我来看这个的？现在农村不是有个农村基金会吗？你怎么又搞个互助资金出来？这有什么看头？”
江林涛喝了一口茶之后说道：
“何主任，您觉得农村合作基金会现在有多少资金是真正用在了三农当中？性质还是互助合作组织吗？更为关键的是您觉得基金会还能维持多久？”
何主任一听迟疑了一下：
“怎么，你们县里的农村合作基金会出了大问题，需要整顿？”
江林涛摇摇头：
“海螺县农村合作基金会肯定问题也不少，但是县里眼下这个局面，我就是想整顿也不敢轻举妄动，我说的农村合作基金和的问题，不仅仅是海螺的问题，而是全国的农村合作基金会绝大部分都已经出现了大问题。整顿根本就不能解决问题，农村合作基金和面临的是要全国被统一取缔的问题！”
何主任愣了一下，很是吃惊的问道：
“全国统一取缔？！你觉得不是整顿，而是取缔？！你这是不是危言耸听了一些？”
眼下国家对于农村合作基金会还基本是肯定加整顿的一种做法，他突然冒出来一个取缔的说法，何主任吃惊也不奇怪。
“不会整顿而是取缔，何主任，我这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根据实际情况得出的一个结论。”
江林涛也加重了语气说道：
“从八十年代的中期起，作为金融领域‘正规军’的四大银行因内部整顿和改制的需要，从城乡大规模地撤退，从而导致了县域城乡金融体系的严重萎缩。由于农村资金的大量外流，几乎所有中小乡镇企业在守卫森严的金融壁垒面前告贷无门。为了解决农村金融严重‘干旱’所带来的饥渴，国家在八十年代末允许民间资本创建“农村合作基金会”组织。
应该说农村合作基金会在成立的初期一定时间内还是发挥了一些积极作用的，但是由于地方基层政府缺乏有效监管机制，基金会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个可怕的怪胎：很多乡镇基金会的负责人由不懂金融业务的乡镇干部担任，工作人员都是乡镇干部亲属和与他们有关系的临时工，在内部管理上，基金会根本就没有一种监督机制，日常运营过程中，基金会基本上无人监督、放任自流、监管滞后。
而作为基金会的资金来源，根本不是按照规定的筹资入股，绝大多数基金会没有真正的会员和股东，几乎所有的机构都是假股份所有,假互助合作而真高息揽储。通过高息揽储和非法集资的手段在农村城市老百姓中“圈钱”。
这些圈来的钱的去处有这么几个方向，一是给真正的普通农户贷款，这些人贷款的额度不大，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二是给乡镇企业贷款，可结果很多企业还没办起来就倒闭了；二是借贷给有的凭关系私人老板。一贷就是几万、几十上百万的却连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