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春末夏初。
八十年代初，在新华街与西关街十字交叉路口的繁华地段上，已逐渐形成了南缰市一个转手倒卖外汇、国库券和各种票证的黑市。
有转手倒卖票证的黑市，就有依赖于黑市而存在的票贩子。用低价收购外汇券、国库券、粮票、布票、煤票等各种票证，然后高价卖出，赚取其中的差价，这种从中牟利的经济活动被当时的有关管理部门定性为非法的、扰乱正常经济秩序的“投机倒把”行为。
票贩子在黑市上从事这种投机倒把的活动，并不是谁都能想到而又敢去干的事情。只有那些有一定经商知识和敢于冒被抓、被罚的风险，而又不怕吃苦受累的人，才有可能充当这类角色。
在市中心街区不足百米的西关街上，每天都活跃着一些票贩子，少时有三、四十人、多时有上百人。这些票贩子看上去都是普通老百姓的模样，而其人员的构成相当复杂：有城里人和乡下人、有工作的或者无业的；有无所事事的老者，也有吊而郎当的青年人，还有一些貌似老实的中年农妇。另外，一些有供给和需证的市民，偶而也会参与其中。
票贩子们每天从早到晚地守候在西关街处，不耐其烦地向来往于身边的陌生人点头、打招呼。只要路人经过这里稍有驻足，他们就会主动地迎上前来，表现出一种礼貌和亲切的态度，询问其需要什么票证，或有什么票证要出手。不管你是想买或是想卖，双方都可以进一步商谈。一旦真出现了要买或要卖票证的主顾，票贩子就会与对方站在路边讨价还价一番，然后找个僻静无人之处，进行“一手钱，一手货”的交易。当然，在这里每天也会发生一些令人啼笑皆非、有关钱财得失的小故事，有古灵精怪的骗人，也有傻乎乎被人哄骗的。
江南中心工商所经检组与朝阳派出所治安队经常不定时的联合行动，对在西关街黑市上的票贩子们给予打击。通常，打击票贩子活动的任务主要还是由管辖地段的工商部门承担，公安方面从旁协助。在工商方面，何秋霖的经检组就负责主办这一类非法倒票的投机倒把案件。在公安方面，派出所治安队队长秦晓勇、干警刘云峰也常带队参与保护而协同办案。尽管他们花费了很大的力气，不断地进行综合整治，但是却无法真正扼制和取缔这种喑地里非法倒卖票证的投机倒把活动。
时代不同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新的经济环境。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城谋生，使城市里的流动人口猛增，便有了供给和需证的经济土壤和温床。票贩子们面对着工商和公安的联合行动，也采取了“你打击我跑路，你离开我进驻”的游击战术。
一般来说，有关部门想逮住票贩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抓票贩子是要有证据的，必须要抓“现场”，有交易的双方当事人。有时，明知此人就是一个票贩子，但没有拿到确凿的证据，就不能抓他，更不能处罚他。对于票贩子来说，既使这次抓了他一个“现场”交易，他会自认倒霉，可下一次再想抓到他一个“现场”交易，怕就没那么容易了，说不定从这些票贩子身上什么证据也拿不到。
哪里有赚钱的机会，那里就有敢冒风险的人。陈佳林和他的团伙在西关街上做这种倒卖票证的生意已有一年多了。这些人原先在公交车上、街面上做小偷、“扒手”，虽然是无本生意，但属违法犯罪行为，风险极大，搞不好就要被抓进去劳教、判刑“蹲班房”，而在公共场合行窃时，一旦不幸被群众逮住，挨一顿拳脚事小，而当街被众人乱拳打死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可贩票证的生意就不一样了，一进一出赚一个差价，一天下来只做几次交易，其收入就相当可观了。虽然这仍属于违法行为，但其性质较轻，派出所一般不好抓人，只好交给工商部门采取没收或罚款的行政手段加以处理。况且，这些有关执法部门也不会那么轻而易举地就能够抓到票贩子的把柄。
正因为如此，头脑聪明、灵活而又善于盘算的陈佳林，早就不做扒手了。为了获取钱财，他对这种转手倒卖票证的活儿很感兴趣，甚至把做票贩子当成了自己谋生和发财的“正当职业”。早在两年前，陈佳林就已经纠集了一伙人，有绰号叫“赖皮三”的齐胜勇，“烂仔头”李东春、“虾米”卢少志、“靓仔”王国亮，“大东瓜”邓恩仁，“猪头六”周贵宁等人。他的这些手下“兄弟”，每个人都各自控制着一些未成年的十五、六岁的“街边仔”充当跟班和马仔。这一伙人以陈佳林为首领，有目的、有组织、有谋略地侵入商业经济领域进行非法倒票的投机倒把活动，逐渐形成了一个在社会上以暴力威胁、仗势欺人等不正当手段而达到谋求钱财的黑势力团伙，陈佳林以及同伙自诩为“倒票公司”。
西关街倒卖票证的黑市，如今已成了陈佳林和他的“倒票公司”的主要据点。在这里，陈佳林以及同伙通过对那些以贩票证为生的各种人员用恐吓和暴力等手段实行全面的控制，实际上他们已完全占据了南疆市贩票证黑市的整个地盘。那些大宗的票证生意，别说一般人大都本金少做不起，就是有本钱人也不敢轻举妄动，因为谁要敢暗地里抢去了这样的大宗买卖，一旦让陈佳林这一伙人知道了，其结果不是被赶出西关街这块地盘，怕也要被打成残废了。如此一来，那些单个行动的票贩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