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秦府四围屯军计有二万四千人，田地二万余项，田地都归属于豪门，兵丁只在花名册上。经孙公治理，得士卒一万一千有奇，岁收屯课银十四万五千余两，米麦万三千五百余石。先帝为之大喜，增秩赉银币。”
“会兵部尚书杨嗣昌召对平贼之策，请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四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六巡抚分防而协剿；是谓十面之网，而总督、总理二臣，随贼所向，专事征讨。是为四正六隅之策。时为崇祯十年（1637年）三月。”
“福建巡抚熊文灿以讨海贼功，大言自足办贼，杨嗣昌闻而善之，会总督洪承畴、王家桢分驻陕西、河南。王家桢庸材不足任，杨嗣昌乃荐熊文灿代之，遂用为总理，督五省军务，剿抚兼施。因议增兵十二万，增饷二百八十万。其措饷之策有四，曰因粮、溢地、事例、驿递。因粮者，因旧额之粮，量为加派，亩输粮六合，石折银八钱，伤地不与，岁得银一百九十二万九千有奇；溢地者，民间土田溢原额者，核实输赋，岁得银四十万六千有奇；事例者，富民输资为监生，一岁而止；驿递者，前此邮驿裁省之银，以二十万充饷。”
四人又是惊讶的看了姜旭一眼，只听得姜旭补充道：“杨嗣昌者，字文弱，武陵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改除杭州府教授，迁南京国子监博士，累进户部郎中大学士，入参机务仍掌兵部事。天启三年（1623年）因受阉党排挤，称病辞归。崇祯元年，起为河南副使加右参政，移霸州，四年移山海关饬兵备，筑山海关两翼城，曾以御后金而叙功，乃以知兵而闻名朝野。其父杨鹤，累官至兵部右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然其实不知兵，一意主抚，贼既降复叛，遂逮治，杨嗣昌三疏请代，乃得减死，以洪承畴代任三边总督。五年夏，杨嗣昌擢右佥都御史，巡抚永平、山海诸处。七年秋，拜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宣大、山西军务。时中原大饥而群盗蜂起，杨嗣昌请开金银铜锡矿，以解散其党。又六疏陈边事，多所规画，帝异其才。杨嗣昌旋以其父母相继去世而回家丁忧。九年秋，兵部尚书张凤翼卒，帝顾廷臣无可任者，即家起嗣昌。杨嗣昌三疏辞而不许，至次年三月方抵京并予召对，杨嗣昌博涉文籍，多识先朝故事，工笔札善辨，先帝大信爱之。张凤翼柔靡，兵事无所区画，杨嗣昌锐意图振，先帝益以为能。每对必延时，所奏请无不听，先帝但言恨用杨嗣昌晚矣。乃传谕：‘流寇延蔓，生民涂炭，不集兵无以平寇，不增赋无以饷兵。勉从廷议，暂累吾民一年，除此腹心大患。其改因粮为均输，布告天下，使知为民去害之意。’寻议诸州县练壮丁扞本土，诏抚按饬行。”
四人再度愕然看了姜旭一眼，对姜旭于杨嗣昌过往了解的这般清楚都是惊讶不已，姜旭淡淡一笑：“小生虽入恒山学艺，仍甚为在意孙公讨贼之战绩，听闻孙公于杨嗣昌之四正六隅之策颇有微词，遂于杨嗣昌四正六隅平贼之策做过一番探究，故乃详知之。”
四人闻言纷纷点头，虽是明白了其中缘由，却仍然因为姜旭对国家大事表现得如此上心感到十分的惊奇，姜旭笑着接下去说道：“朝廷纳杨嗣昌四正六隅之策，计征兵十二万，分为马三步七，加派军饷银至二百八十万两，期以百日平贼。其部议陕西当一正面，募土着万人，给饷银二十三万，以商、洛等处为汛守。孙公曾移书争曰：‘此无益且非特此也。部卒屡经溃蹶，民力竭尽，恐不堪命。必欲行之，贼不尽而害于国家。’其书凡数千言，皆中时弊，杨嗣昌得之大忿。”
“孙公知其法不可用，乃于课外核各府帑金，积余发抚属赎锾，得银四万八千余两，以副将郑家栋、王根子于番属募兵，选边镇豪杰之士将亲兵统属灭贼，军械器具等皆自筹，俱不用部议。会各督抚疏报募兵及额，公疏独不至，杨嗣昌亦忿，乃上疏自劾，谓军法独不行于公，且百计挠阻之，自请白衣领职，以激帝怒。孙公上疏辩曰：‘使臣如他抚，籍郡县民兵上之，遂谓及额，则臣先所报屯兵已及额矣。况更有募练马步军，数且逾万，何尝不遵部议。至百日之期，商、洛之汛守，臣皆不敢委。然使贼入商、洛，而臣不能御，则治臣罪。若臣扼商、洛，而逾期不能灭贼，误剿事者必非臣。’杨嗣昌无以为难，衔之弥甚。”
“兵既成，孙公以重兵扼商洛，时大寇之在秦者独闯贼李自成，其与洪公相持，有大天王者率部进袭庆阳、宝鸡，孙公回师于合水击破之，获其二子，追击之延安，大天王知二子不杀乃降。崇祯十一年（1638年）初，过天星【非惠登相】、混天星等数十部合股，自徽（今甘肃徽县）、秦（今甘肃天水市）等地趋凤翔犯泾阳、三原欲澄城诣内地，其众达数十万人，孙公率部分五路合击该贼于杨家岭、黄龙山一带，俘斩二千余，降散近万人，贼引而北犯延安。孙公复于鄜州（今陕西富县）以西、合水以东之三、四百里荒山邃谷中分兵堵截，率标营兵遏其东，檄曹变蛟拒庆阳西，伏兵于三水、淳化间。贼饥而出掠食，孙公令大张旗帜，鸣鼓角以邀之，贼大惊西奔，至职田庄，遇伏而败；复走宝鸡取栈道，再中伏大败；折而走陇州关山道，又为伏兵所挫。贼三连败，死者无算，过天星、混天星并降。又逐贼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