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壂道：“郏县之役后孙公传庭退归陕西，计守潼关以扼京师上游，并于西安练兵。(.明之势已危，时有河南巡抚秦所式于五月上疏言河南之势，其状可窥一斑，据传疏中言：‘闯贼曹贼蹂躏中州，河南五郡八十余城尽为瓦砾，闯贼乃由宛、汝跨江、汉，此流贼之大略也。自永城以至阌乡（灵宝），自宛汝以至黄河，方千里之内皆土寇，其大者数万众，小者数千人，栖山结寨日肆焚掠，此土寇之大略也。办贼必须兵，仅河南一地，旧抚余兵不及二千，陈永福余兵不及四千，合卜从善之兵亦不满万，此主兵之大略也。用兵必裕饷，河南五郡沦没，河北田间半数野草，额赋五十万，去年尚不及二十万，镇抚缺饷五月有余，此粮饷之大略也。转饷必须民，自贼寇之乱十余载，人烟几断，守城修河转运诸事皆需民力，以致稚子荷旗老妇鸣柝（打更用的梆子），此民生之大略也。抚民必须官，辑册有人地方无官，或望河滨而终年不赴，或土团寄命而檄版徒，中原诸郡县所至皆然，此官吏之大略也。腹心重地败坏已极，唯望速发内帑亟练精锐，招徕土寨豪杰，开荒选牧，积粮讲武，以图修攘之实政，此今日急务，或可有济而臣亦不敢言必也。’疏上先帝览之，惟抚案叹息而已。”
张文耀道：“去年三月，清军第五次入塞尚在关内未出塞，大学士吴甡即奏陈集兵措饷，其言曰：‘欲集兵筹饷需先固江南方可复江北，而武昌九江为其要冲。闯贼之精兵不下二、三十万，而我非十万之兵不能与之争锋。孙传庭败于郏县，收拾残卒无几，须待清虏退后调边镇援兵于秦中，听孙传庭选调剿寇，此兵力方稍厚。余愿带兵间道赴金陵而急趋九江、武昌相机进止，且可筹措兵饷以接济江北。黔督提并秦、蜀、晋、豫、应、皖、江淮各抚镇之兵扼险。先帝从其议，遂议设标兵二万以归之。”
“又有保定巡抚徐标入京奏对时称其自江淮而来，数千里间见陷于贼之城者固荡然一空，即有完城亦仅余四壁城隍。民间物力已尽，贼寇又蹂躏无余，以致蓬蒿满路鸡犬无音，其行数百里未曾遇一耕者，此成何世界！圣上几无人民几无土地，如何致治？先帝闻言潸然泣下。徐标又言天下以边疆为门户，门户固则堂宇安，宜先时修备以严边防。与其重治于失事之后而无益，不如严于无事之日而有备。又言修内治全在守令。守令贤则政自简、刑自清、盗自息、民自安。先帝言曰诸臣不实心任事以至此，此皆朕之罪。徐标乃建言以车战垦田，车战者孙传庭孙公已整而练，而臣所谓垦者与屯田不同，只就纳粮之田招民开种，民赋渐复额，国课自完。先帝善其言。”
李光壂接口道：“郏县之役后孙传庭孙公退归陕西，计守潼关以扼京师上游，只因我军新集不利速战，益开屯田募勇士，缮甲器，积粟米，并三家抽一壮丁以组新军。并制火车三万辆，此即保定巡抚徐标所言之车战耳，其载以火炮甲仗，战则驱之拒马，止则环以自卫。乃冠其名曰火车，以总兵白广恩统之。”提及火车，见四人都是一脸的兴奋，姜旭再度皱眉，方才谈及开封城守时即有李光壂欲以车营抵河岸以接应河北之粮，此番孙传庭又是准备了一个火车营倚为主战之力，很难想象在上万闯贼铁骑驰突之下能不引发溃败？只听李光壂接着说道：“孙公治兵于陕，而关中频饥苦于征缮，且驻军饷乏，孙公用法益严并督之以继日，秦之士大夫皆厌苦而不乐其在秦，遂言其养寇并相哗于朝，又相与危语恫胁之曰‘秦督不出关而收者至矣’，先帝亦日夜望公出督师，遂于五月命孙公兼督河南、四川军务，寻进兵部尚书加督山西、湖广、贵州及江南、北军务，特佩七省督师之印，仍总制三边，而催战益急，七月连诏促孙公督师出潼关，孙公接旨顿足叹曰：‘此奈何乎，吾固知往而不返，然大丈夫岂能再对狱吏乎！’乃入与夫人张淑人诀，张淑人曰‘丈夫报国耳，毋顾家’，孙公遂率诸将出关。t/”
“孙公至去年夏已练兵凡马步五六万人，虽欲再练半载以强其军，然不得已乃上疏请出师，而中允刘理顺以为不可，乃致孙公书曰：‘余不知兵事，数日内连读台端筹划，知贼可计日而平，如武穆之殪杨么也。大凡兵未集患无兵而饷未充患无饷，兵集饷充者患律不明而气不肃，律明气肃矣患权不一而众不协，权一众协又患发之猛而谋之不密。前此之所以倏进倏退倏合倏散而迄无成功者，是坐失也。今边兵续至骄将慑心，三晋输运畿南拨留，号令灿若三辰，部署势如指臂，数者俱可无患矣。但此举系天下安危，非只搏于豫、楚，譬如药之劫剂或言博之孤注，断不可不动万全而徼幸于不可知之两阵间也。闯贼新并曹贼，曹贼之部曲虽疑，然其必真为我用乎？伪官遍布其党而与之分，然其必不相援应乎？李际遇、申靖邦窜伏山中，然其必不为后患乎？西北士马至于荆襄水乡，然其必耐彼沮洳（低湿）乎？左帅桀骜狂逞无忌，然其必不怀猜贰乎？此之数者，非长安缙绅之所能苦心焦思而食不下咽者也。有谚云‘囊底智不令留异日’，此其时矣。天下事者非威不强，非智不获，非虚不益，非慎不臧，故不敢避冒眛之嫌，而率臆附闻，夫此虽杞人私忧，亦有愿闻于左右者，仰希台鉴。’孙公然之，亦只出兵以稍适君心者也。乃以副总兵髙杰将降丁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