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生活我持续了半年有余，期间有亏有赚，亏的多半都是上当被骗，毕竟还是年轻。赚的呢也都寄回了老家。半年过去后，我本人依旧还是两袖清风，四海为家。
我和胖子再见的时候是在西安，那一次带了一大箱的邓丽君卡带，市面上的畅销货。在西安老的城门楼子下面，我一边啃着羊肉泡馍一边不急不慢的打开了拉链包，把那些卡带一张张的放在一块蓝布上。
“兄弟，这卡带咋个卖？”
我头也没抬随口答道：“一本五块，三本十块，要多少？”
那人说道：“这么贵，我看一本最多五毛钱，怎么样，就五毛我全要了！”
“滚、滚、滚！”我最烦这种没事找事的主了，我注意到眼前的那双脚还停留在原地，一只肉呼呼的手朝着我的卡带伸了过来。
“咦，你这人，我说了不卖！”我抬头一看，一张脸盆大小的脸带着深蓝色雷锋帽正冲着我“嘿嘿”直笑，那张大手抓起一把卡带掂量了几下道：“就五毛，卖还是不卖？”
“滚犊子！”我站起来一拳打了过去，他还是那么的结实。
钟鼓楼广场一家饺子馆叫“德发长”，我和胖子的面前各摆着一坛杏花村，我是不胜酒力的，但是我还记得两年前我们分开的时候也喝了。
醉了是必须的，我们整整喝了一个下午。
胖子绕道太原后回了成都已经是两个月后，转辗通过朋友找到了他父亲的战友打听到了家人的下落。他的父亲是个正直的人，在监狱里自杀了，是用长裤撕成了布条吊死在床档上的，他的老娘随后也跟着去了。俩夫妻死后尸体就被扔在人民南路的广场上，一连七天都没人敢去收尸，最后是他爸身前的几个部下偷偷找了俩独轮车半夜拉走的。
胖子家的那个大宅也成了革委会办事处，他也就跟着没了去处，临走前，胖子到汽车连去偷了一箱汽油半夜溜回了大院。那地方他太熟了，从小跟那长大，守院子的狼狗以前都跟他在一个碗里吃饭，把那栋原本属于自家的宅子用汽油浇了里里透透，一把火点了之后就开始逃。到现在，他也还是个黑户，有家不敢回，只能在西安这一带混混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