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江山比打江山更难，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原因是治理国家比指挥战争更复杂。
这一年多来，杨潮打了两次扬州之战，打了一次长江水战，打了两次太平府战役，先后跟清军大将多铎、阿济格兄弟，还有皇太极的长子多铎大战。
但是杨潮觉得，相比起惨烈的战争，稳定江南经济，才是更让自己头大的事情。
当时清军逼近南京，弘光皇帝朱慈烺弃城，南京顿时大乱，附近贫民甚至闯进皇宫抢劫和偷窃。
如果把这动乱仅仅当成暴徒趁火打劫就太武断了，要知道在皇帝弃城三天之后，南京城的粮价达到了十两一担，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其实已经吃不起饭了，同时意味着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
经济崩溃往往就意味着社会秩序的崩溃。
杨潮回兵南京，很快就稳定了战局，但是粮价却持续了长达一个月的高价，均价达到五两一担，哪怕杨潮将四面之敌全部击退，市场依然持续了三两一担的高价长达五个月以上，搞得南京一片萧条。
直到杨潮开始改革收税制度，从豪族手里挤出了大量的隐匿土地，收取了今年的夏粮后，才将粮价压到了二两银子。
其中付出的辛劳，比打一场危险的战争要大多了。
虽然粮价高企，但是在乡下，普通农民却根本无法得利，因为一条鞭法的施行，朝廷只征收银子，老百姓要交税，需要在粮食收获后先卖出粮食，然后才能交税。
但是每到这时候，粮商和豪族就开始连手压低粮价，官府压迫农民交税，最后农民只能贱卖粮食，等他们青黄不接的时候。豪族和粮商反而开始高价向他们出售粮食，一来一回就能让很多百姓破产，土地卖给豪族，甚至儿女都要给人做奴仆。
这种事情从古至今都有。不是张居正一条鞭法的问题，任何法律都有漏洞，而有钱有势的人总能利用优势获取利益，张居正施行一条鞭法的初衷有两个，一个是增加朝廷税收。另一个也有降低老百姓负担的目的，张居正之前大明朝实行实物税，种粮的交粮，种桑的交桑，养蚕的交茧，但是那时候官吏同样在欺压百姓，以交粮为例，他们私自用大斗收粮，踢斛淋尖搞的百姓要多交很多粮食。
张居正本想收钱的话，官吏就没有借口踢斛淋尖了。可是他想不到的是官府会有其他更恶劣的方法来对付老百姓。
反正只要是法律，总是有钱有势的人占便宜，这点上永远改变不了。
杨潮自然是知道种种弊政的，因此去收粮的时候，杨潮没有给奸商和豪族勾结的机会，在各县设置粮仓，直接征收粮食，官府的定价是一担米一两银子，这样老百姓就有了选择，如果粮商给的粮价太低。低于一两银子了，他们直接把粮食卖给官府交税，如果粮商出价高他们就卖给粮商。
最后平抑物价的结果就是，老百姓终于得到了一两银子的稳妥收益。相比往年丰收了还落泪的结局，实在是好太多了。
以一两银子向老百姓收粮，自然不可能一两银子卖出去。
手握八百万担粮食的杨潮，一开始没有动手，任由市场运转，但是粮商们依然高价卖粮。南京城的粮价仍然高达三两一担，这时候杨潮才不得不出手，大量将粮食运往南京，二两一担的无限量供应，这才将粮商的企图打压下去，粮价才恢复到了二两银子一担。
杨潮也没有太过分，给他们留了一两银子的利润空间，算是他们将粮食从农田里收上来，然后运转到各个市场的管理费了。
相比过去十两、五两的价格，二两银子也是能够接受的价格，虽然城里生活压力还是比过去大，农民却比往年收益大了一些，农民没有收益，生产热情自然不会高，粮食产量就提不上去。
至于粮商们没有获得暴利，豪族们没能兼并土地，他们有怨气也没有办法，杨潮必须让他们接受自己的规矩。
稳定了粮价，就稳定了基本的经济秩序，杨潮于是就又把目光盯上另一个领域了。
私钱！
大明大大小小的钱庄、银号和当铺，许多都涉足制造私钱的领域，而且是主营业务。
大明初期敢铸私钱，朱元璋、朱棣这种皇帝，那是绝对不能容忍的，直接砍头了事。
可是私钱的利润太丰厚了，依然禁不住，不过明初朝廷铸的制钱质量好，分量足，私钱还不是太猖獗。
到了大明中期以后，经济更为繁荣，需要的货币流通大大增加，市场上严重缺钱，结果铸造私钱的买卖更大了。
大明朝试图禁止，朝廷自己倒是想铸造大量的制钱，可是一来铜根本不够，而来吏治败坏，朝廷铸造的制钱质量竟然还比不上私钱，天启年间，南京铸钱局铸造的制钱竟然出现了百姓抵制，闹得沸沸扬扬，让魏忠贤抓住机会狠狠打击了一下铸钱的东林党官员。
之后朝廷就对铸造私钱不管不顾了，反正朝廷没有能力铸钱，而市场上的钱完全不够，弄到最后就将铸币权让给了私人钱庄和银铺。
朝廷用征收的铜，不要工钱的匠户，铸造出来的钱反而没有私人的好，这不得不说是一个讽刺，文官实在是太贪婪了，硬是想要从中抽利，结果朝廷靠不住他们，最后只能拱手把铸币权让给了民间。
可是这些铸私钱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利用铸造私钱搅乱货币市场，铜钱比白银价格波动极其厉害，时而一千二三百文换一两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