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皖南事变前，皖南新四军各部北移有三条路线可以选择，这就是向东、向南和向北：向北是由云岭、萧村、北贡里、土塘等皖南新四军各部驻地向北，经铜陵、繁昌之间的渡过长江至江北无为一带。
这条路线基本上是日本鬼子的占领区。
向东是由我军驻地向东开拔，由苏南北渡，其具体路线是，从驻地经泾县的马头镇、
宣城县的杨柳铺、孙家埠、毕家桥、郎溪、梅渚镇、南渡镇至篑桥、水西地区，然后进入苏南之敌占区，从镇江附近渡江。这条路线所经之地是日本鬼子、国民党顽顾派的交错防区。
向南是皖南新四军最后所选择的路线，这就是从驻地向南开拔，经茂林、三溪、旌德、沿天目山脚附近的宁国、
郎溪，绕道苏南的溧阳，然后待机北渡。
这条路线所经过的地区，不仅行程最远，而且全是国民党军队的防区，沿途有国民党驻军的几个师。
新四军最终所选择的路线是向南的路线。从皖南事变事后的结果来看，新四军所选择的北上路线与北上时间是最坏的。在新四军北移的问题上，新四军所选择的路线是一条绝路，结局是皖南部队的全军覆没，试想，即使选择
向东、向北的北移路线，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如此了，因为已经不可能有比这更差的结果了。
也有人认为是在对向东、向北和向南路线作出比较后作出的在当时看来是最佳选择的路线。
新四军部队最后确定的北移路线，并不失为一种有利选择，它并非是一条自投罗网的自杀路线。有谁能保证说由泾县往北在铜陵、繁昌间北渡，或向东去苏南再北渡，就一定是平安无事，就是你好我好哥俩好，无需经过激烈的战斗而流血牺牲，主要还是以项英为首的部分领导人把困难想得太小了。
（二）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及其所代表势力的本性，让人们不能忘了，国民党有1927年在北伐接近胜利时，蒋介石集团发动的对一起北伐的兄弟——中国共产人的大屠杀，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前科：
1926年5月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就向全会提出了《党务整理案》，旨在排斥共产党，全面掌控国民党党权。在这次会上，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及国民党中宣部代部记陈独秀推行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反对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生前倡导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的独裁路线。而被国民党右派报纸公开辱骂为“叛徒”与“会场三怪”的南社创始人、诗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柳亚子，与何香凝、彭泽民等国民党元老一起，旗帜鲜明了支持了毛泽东的主张，并在公开发言中反对蒋介石的以反共、排共为终极目标的这个《党务整理案》。次年，距蒋介石抛出《党务整理案》才11个月，随着共产党人起冲锋陷阵作用的北伐战争胜利刚刚结束不久，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就举起血淋淋的屠刀，在南京、上海等地，向着昔日的同盟军——共产党人及其支持者，乃至国民党左翼人士大开杀戒。三天后，1927年4月15日，在北伐的发源地广州;三个月后，1927年7月15日，在北伐战争胜利目的地武汉，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杀戮共产党人、左派群众的血腥惨案。在蒋介石鼓吹的“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反革命杀人宣言煽动下，短短几个月时间，在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等极右翼国民党人的控制区内，有上百万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倒在了血泊之中。值得一提的是，面对蒋介石之流的血腥屠杀，面对汪精卫的背叛与步蒋介石后尘举起屠刀，孙中山夫人宋庆龄不由得拍案而起，于1927年7月14日在武汉起草发表了《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发表在次日出版的《国民论坛》报上，并以传单的形式广为散发。《声明》义正词严地指出：“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孙中山)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党就不成为一种为中国人民谋未来幸福的生气勃勃的力量而会变成一部机器，一种压迫人民的工具、一条利用现在的奴隶制度自肥的寄生虫。”在声明中，宋庆龄庄严地宣布道：“我对于革命并没有灰心。”而违背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的叛徒们“注定要失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终究是要胜利的，革命中国是不可避免的。”之后不久，为示抗议，宋庆龄毅然踏上了孙中山先生生前为之推崇的十月革命的故乡——苏联之行。在临行前所发表的《赴莫斯科声明》，宋庆龄再一次义愤填膺地痛斥蒋介石、汪精卫之流是“孙中山遗训的叛徒”、“投降帝国主义的逃兵”和“新军阀”……抵达莫斯科后，宋庆龄与陈友仁、邓演达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高举孙中山的革命旗帜，与背叛孙中山遗训的蒋介石反革命集团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两年后，宋庆龄回到国内参加孙中山先生灵柩由北平香山迁葬至南京紫金山麓的奉安大典活动。但她坚决不与蒋介石为伍，而且，还在拍发给德国柏林召开的国际反帝大同盟会议的电报中，以极为激烈的言辞抨击国民党反动派对内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工农大众，对外执行亲帝反苏的路线。电报一针见血指出：“反革命的国民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