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延安得知皖南新四军被围，在此极端危急的时刻，1941年1月12日凌晨，中央军委毛主席、副主席朱德总司令、王稼祥主任等中央军委首长来到总参谋部作战室。没有寒暄和握手，每个人的表情都极为严肃。
总参郭局长汇报说，现在皖南的情况混乱险恶，我新四军已被国民党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指挥的8万余人的部队包围。一月8日晚，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人擅自脱离部队出走，他们被我们自己后撤的部队碰上，被迫于10日晚回到军部，但已遭到指战员们的鄙视。现在皖南的部队在叶军长的指挥下，虽然被敌人重重包围，但仍在坚持战斗着。”
毛主席问：叶挺请求新四军二支队向苏皖边境积极行动，苏北的部队予以声援，可以做得到吗？
郭局长回答说，按现在的态势，国民党顽固派的部队已经完成了合围，二支队处在江苏的南部，向苏皖边境积极行动，已很难牵制、调动皖南包围我新四军的部队。因为第三战区的顾祝同已在苏皖边境地区，部署了88军和所谓的“忠义救国军”等不少部队，切断了苏南和皖南的联系。
而苏北的我军距离皖南太远，对顾祝同也起不了牵制的作用。还有我军其他的部队，距离也很远，时间已是危在旦夕，我们计算了一下，就是江南的部队星夜兼程火速驰援皖南被围部队，估计新四军军部也坚持不到他们赶到的时间......
毛主席轻轻答应了一声，没有说什么。
郭局长继续汇报，此时他的声音十分的低沉。他说，我新四军被包围军部和部队，已经连续行军、作战8个昼夜，不用说，指战员们已经到了极度疲劳和饥饿的状态，所携带的粮食和弹药，根据时间计算也将绝迹。也就是说，要全部人员突出重围已不是有没有困难，而是不可能了。但我们并不完全悲观，我们认为有一种希望，就是采取分散突围的方式。因为新四军度部分人员在江南坚持了3年游击战，是很擅于分散打游击的。我们建议中央军委电令他们采取分散突围的方式，化整为零，是可以减少损失，救出不少同志，从而最大可能地保存我们的力量的。
毛主席、朱总司令等军委首长一直站在地图前，听着郭局长的汇报，认真思考着。
谁都知道，平时，毛主席思考重大问题时，都要点上一支烟。
但这次，毛主席好几次从烟盒中拿出了烟，几次都只把烟在鼻子上闻一下，因为他知道，总参作战室有规定是禁烟的。毛主席这种处变不惊态度，使在场的年轻同志们很是敬佩。
（二）
毛主席、朱总司令、王稼祥主任等军委首长一直站着听完了郭局长的汇报后，明显看得出他们都很生气。他们气得一是蒋介石顽固集团竟然破坏团结抗战的大好局面；二是气项英作为党委派在新四军的最高领导人，先是迟迟不愿北移，不愿听从中央向敌后发展、向纵深发展的战略，非要在敌顽四面包围的狭小地块中搞什么坚持；一直到不得不开动时，指挥上易错再错，使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紧；在危难时，竟然偷偷脱离部队，和小股游击队一样，不与大部队指战员们同生死、共患难......
毛主席沉思了一会儿，坚定地说，拿电报纸来，我要给叶挺发报！
亲笔起草电报稿，希望皖南新四军分散突围，并希望叶挺去和国民党有关部队谈判。
在皖南战场，饶漱石眼见突围无望，对叶挺说，看来要请叶军长到第三战区去谈判了。
叶挺说，谈判是要有本钱的，我现在几乎是光竿司令了，拿什么去谈判？
他又想到因受不公正待遇，离开党十年所走的弯路，心中不愿意到第三战区去和顾祝同等谈判。
叶挺到三战区所部不出其所料，果然遭到逮捕。
（二）
由于一连串的“劝降”对叶挺都没起作用，国民党方面便将叶挺相继送往上饶、重庆、桂林等数处秘密监禁。然而“皖南事变”毕竟是桩令举国震动的大事件，中国共产党除了采取行动上的对应措施外，还通过社会舆论对国民党掀动的反共高潮予以有力的揭露和反击，民众的义愤被激起，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对“皖南事变”有个说法，并妥善处理该案。
面对社会的诘问，国民党当局处境狼狈，在一系列“劝降”无果后，“皖南事变”一案长时间不得了结。为此，蒋介石不得不于1942年5月12日，亲自出马对叶挺“劝导”。因此事异常秘密，不为外界所知，但颇有心计的叶挺却凭借记忆，留下了一份简洁的文字记录。笔者认为可信度高，现改写如下：
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二日晚八点半。
蒋介石步入客厅频频点首，口哼哼不止表示和叶挺打招呼。
蒋介石、叶挺、郭忏陪同，三人对坐。
蒋介石说：身体还好？
叶挺回答：还好。
蒋介石问：一年来修养怎样？有什么反省觉悟的地方？这几年没有让你做点事。
叶挺回答：屡经挫折失败，自觉能力薄弱，无法应付环境。
蒋介石又说：你这个人太老实，上了人家的当还不觉悟。人家叫你回去尔就回去；叫你打就打，人家利用你完了还会杀了你。去年（应为前年）为什么不来见我就跑回去，人家要你回去，你就回去？以前我就所过你跟着他们，他们会要你的命的，这次差一点吧！
叶挺说：因为辞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