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倔强，叫做不哭。史麦儿，是一个牛脾气的女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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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沈泽洋的时候，我比他高出了大半个脑袋，在我面前，他就是一个小弟。我身旁的小堂弟，比我小一岁，永远是我的小跟班，忘了说，他叫史记。我一直不喜欢这个特别晦涩难懂的名字，喜欢叫他大头，或着木头。幺婶非常不满我这样叫他，所以，当着幺婶的面，我从来不这么叫。
那时候我年纪并不大，也学会了察言观色，有些东西真的是天生的，不用大人刻意去传授。大人们总喜欢说：“小孩子懂什么？一边儿去！”事实上，有些东西，小孩子比大人看得更加清楚。
我们家家族成分比较复杂，宗法观念浓厚。从爷爷那一辈，史家四代的血脉都紧紧地拧在了一起。幺婶不光收留我，同时收留的还有一位隔房的堂哥。所谓隔房，就是爷爷兄弟的孙子。这位隔房堂哥是我们史家最大的孩子，那时已经读高中，快参加高考，可他还是保留了一个习惯——看新闻。
我喜欢叫他海龙哥哥，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常常给我讲童话。《灰姑娘》中，灰姑娘的姐姐为了穿上水晶鞋切脚趾，削脚后跟的桥段一度让我捧腹大笑。《海的女儿》中，小美人鱼割去舌头，踩刀尖的情节让我心如锥扎。海龙哥哥会捉蛐蛐，会用狗尾草编蛐蛐笼，会捞小蝌蚪。在年幼的我心里，他就是神，无所不能。
他要看新闻，我却每天都在翘首企盼央视一套五点半大风车栏目的《西游记》，但我很知趣，拉着小堂弟，一起赖在沈泽洋家里蹭电视。同时，认识了沈泽洋的堂哥沈泽海，和表弟安鑫。沈泽海的脑袋扁扁的，像一块大砖头，我就叫他砖头。安鑫的眼睛很大很亮，就像是夜空里最亮的星星，我就叫他星星。
年少的我是一个孩子王，身高优势永远在同龄孩子中凸显。我们一起玩老鹰捉小鸡，一群孩子都推举我当母鸡；一起玩丢手帕，没有人敢丢我，丢了一定会被我追回来；一起在建筑物旁的沙堆里挖陷阱，整不知情的孩子；把跳棋和玩具枪子弹当弹珠，在地上摸滚带爬。把一堆花和叶子当作菜，玩过家家，我当妈妈，砖头当爸爸，一本正经地命令其他孩子乖乖吃饭。偶尔沈泽洋不服气，也会当爸爸，他永远都是一副臭屁的模样！
我们一起在山坡里摘过野果，也去果园偷过果子，我胆大，蹭蹭爬上树，摘下果子往下丢，越爬越高。当我心满意足的时候，俯视地底，却不敢再往下挪一步，仿佛一动就会掉下去。我就这样死死赖在树上，把树干抱得紧紧地，死都不松手。直到大头回家找幺婶，让果树的主人搬来梯子，才把我救下来，幺婶又是赔不是，又是赔钱。当然，回到家免不了一顿打骂，云城打孩子的传统，是用去掉竹叶的竹枝，打着钻心地疼，又不会伤筋动骨。我从来都是一声不吭，任凭竹枝打出一条条红肿的印痕。大头在一旁哭，求他妈妈不要打姐姐。
幺婶有一个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记载了我买过什么东西，用了多少钱，今天赔人家的果子钱，当然不会漏掉！幺婶总是有意无意地宣告，我花的钱，将来，都要我的爸妈一分不差地还给她。吃、穿，她从未亏待过我，我却从来不觉得自己拥有过一个家。
幺婶嫌我带着大头拾垃圾丢尽了她的颜面。渐渐地，她也明白了我不会向她要钱。“小麦，你不要这样，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呢？我是你的婶婶啊！”
我沉默着不说话，我也不知道她哪儿得罪我了。
幺婶长叹了一口气，“小麦，你的钱都是爸爸妈妈给的，问爸爸妈妈要钱，有什么难为情的？”
我仍然闷着不吭声。无论是爸爸妈妈，还是其他人，除了奶奶，我会对她展现最真实的自己，在其他长辈面前，我就是这样的犟脾气，谁也治不了！
八岁，很奇怪，我在那一年出麻子、长水痘、得腮腺炎。折腾得不成样子，几乎没去上课。出麻子，不可以出门。我无比想念奶奶，也想念玩伴，我是一个坐不住的人，要我守着一个炉子过一个冬天我做不到！
最后，我出逃了，奶奶家很远很远，我记不清楚路，却鬼使神差地逃到了奶奶家！我想奶奶想得快要发疯，我想见她，想问她：我现在很痛，很痛，我痛成这样爸爸妈妈都不回来看我！他们是不是给我生了弟弟，不要我了？
奶奶见我这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顿时老泪纵横，染湿衣襟。到今天我仍然记得，那句话，奶奶是这样回答的：“小麦，爸爸妈妈在外面挣大钱，挣了大钱你才有吃有喝有穿。奶奶年轻的时候没用，让你的爸爸和叔叔姑姑吃不饱，穿不暖……”
“奶奶，是不是我少吃点，少穿点，爸爸妈妈就会回来了？他们为什么不要我？”我抱着奶奶，把头埋进她怀里，轻轻地呢喃。奶奶轻轻地拍着我的背，任凭一滴滴泪珠滚落，滴在我的脖子上。我还没有出生，爷爷就已经过世，她在老家孤独多年，她也想念她的儿子。
那一晚，我在奶奶的怀里睡着了。老家的房子是土坯房，床是老式床，雕着鸳鸯喜鹊，床垫是稻草，四季都挂着蚊帐，像是一个沉闷的箱子。我却睡得很香，好久都没有好好睡过了。
第二天，幺婶带着一个背篓，把我裹得严严实实地背回了云城。她在奶奶家找到我的时候，眼框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