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先出去先吧，谭勇！我需要时间考虑一下！因为这事情关系到上千名士兵的性命的！所以我要好好地考虑一下，究竟在那里和日军进行第一次战斗，会比较合适！”良久，赵星星答道。
“是！赵少！”石谭勇听毕后，没有多问原因，就简短地应道。
然后他就十分听话的，退出了赵星星的办公室。
现在的赵星星是十分矛盾的，因为他如果不多派士兵在淞沪战中和日军战斗的话，那么当上海沦陷后，那他建立在南通市的训练基地，以及他在上海，甚至是设在南京的所有连锁店生意也是岌岌可危的。
北平，和天津就是活生生的好例子，因为当那里沦陷后，他的生意连锁店生意不但一落千丈；而且店铺里面的货物，和钱财，均被日本人，大摇大摆地过来抢夺。
“混蛋的日本人！看来我就算是拼了，也要灭了你们这些侵略军！”一想到这里，赵星星就愤怒无比地破口大骂道。
但是他还是犹豫不决究竟要不要选择在罗店和日本人开战，因为他现在的兵力不多；而且他将会很快就要在察哈尔的青阳镇附近一带，以及南通市附近一带和日军进行激战的；因为在这两个城市里面，赵星星都建立了秘密基地；以及藏有大量的武器装备，和弹药，以及财富在。
当然如果单纯在这两个城市，与日军作战的话，如果情况真是不妥的话，赵星星还是可以撤退，转移兵力到其它地方的。
但是南京他就不能够随随便便地撤退了，因为一旦他撤退了，那么南京大屠杀的悲剧就会历史重演的。
所以为了避免历史重演，为了30多万人不再被日军残暴的烧杀抢掠，奸淫掳掠；所以赵星星才想将自己所有的兵力集中在南京城市里面，准备于日军作全力一战。
为了这个战前准备，赵星星不但不断招兵买马，而且还自己建立了十多个小型武器作坊来生产武器装备；以及大量外购武器装备和弹药，以及还在南京郊外挖了几条长长的地下通道；准备能够在未来的南京保卫战里面，能够随时从郊外派兵进去南京城，与日军作战。
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赵星星的部队可能要分散到三个地方进行三面作战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对于兵力不多的赵星星来说，那就是一件很麻烦和头痛的事情了。
“看来要做抗战英雄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啊！”想着，想着，赵星星突然无奈地摇了摇头苦笑道。
随后，他又再次一言不发地继续思考起来了。
而此时此刻的上海抗日后援的所有成员500多个行业集体，2000多人，正在聚集在一起商量捐款救国抗日一事。
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
“七七”卢沟桥事变的爆发，使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上海人民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的引领下，迅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亡运动，约180个各界救亡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广、热情之高，前所罕见。在如此众多的救亡团体中，规模最大、涉及面最广的就是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
为了将上海各种抗日救亡力量团结起来，并纳入政府的统筹管理之下，经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授意，在上海市地方协会、市商会、市总工会、市妇女会、市教育会、市农会、银行公会等团体的联合倡议下，1937年7月22日，上海各行业公会、各区市民会、各国货团体、各同乡会以及机关学校等500多个团体组织召开大会，宣告成立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该会以“本中央既定方针作抗敌后援，共谋完整国土、复兴民族”为宗旨，成员包括几乎囊括了上海各界的知名人士，如虞洽卿、王晓籁、穆藕初、刘湛恩、颜福庆、潘序伦、陈光甫等。
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分设执行和监察两个委员会，负责管理该会的正常运作，其中有执行委员121人，监察委员25人，在执行委员中又选出王晓籁、杜月笙、钱新之、潘公展、张寿镛、童行白、黄任之、柯干臣、陆京士等9人组成主席团，并以陶百川为秘书长，主持该会的日常事务。
为积极支援抗战，具体落实各项后援工作，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先后设立了供应委员会（办理军需供应及军队慰劳，后更名慰劳委员会）、救济委员会（办理难民救济事项）、防护委员会（负责防空、防火、防毒及交通、灯火管制）、交通委员会（组织战时交通运输）、粮食委员会（为兵民筹集调配粮食，后改称为民食调节委员会）、技术委员会（协助军队解决战时工程问题）、宣传委员会（负责向国际国内开展抗日宣传）、设计委员会（专门研究战时各种问题并提供解决方案）、组织委员会（办理抗日救亡团体的登记、指导及训练事宜）。
这些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充分体现出各界抗敌后援会的广泛参与性，许多社会贤达包括不少**员和进步人士都被吸纳到上述机构从事专业工作，如设计委员会就由沈钧儒、郭沫若任正、副主任，救国会“七君子”中的邹韬奋、王造时、章乃器、史良、沙千里、李公仆及共x党员钱俊瑞、胡愈之等出任委员。
可以说，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机构庞大，任务繁杂，在相当程度上辅助甚至执行了某些政府职能，成为一个战时体制下带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色彩的临时权力机构，并被法定为全市抗日救亡团体的“最高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