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十六日，郑勋睿奉旨进入乾清宫。
早朝的争论，早就传开了，弹劾的奏折不了了之，相反是刘宗周等人遭遇到训斥，以至于刘宗周抱病在府邸，准备要辞去工部侍郎的职位了，这个信号，被众人解读为东林党人遭遇到打压，张凤翼和郑勋睿等人则是受到了皇上的重视。
有关内阁的人员，早就传的沸沸扬扬，八月十五这一天，本来是要宣布内阁调整事宜的，可惜因为刘宗周等人的弹劾，以及皇上的发怒，导致早朝没有直接宣布，大概皇上也是考虑到了，若是当初宣布，可能引发更大的争论。
郑勋睿在知道这一切之后，感受到的是好笑与可悲。
朝廷大臣的调整和变动，本就是皇上的权力，居然到了不能够直接宣布的境地，可见大明的言官制度，已经发展到畸形的地步，其实在正德和嘉靖年间，这种苗头已经冒出来了，就说给事中和监察御史，品阶不高，也就是七品的官员，却能够直接弹劾内阁大臣，甚至在公开场合直接顶撞皇上，至于说弹劾之意见建议是否正确，倒不是最重要的。
大明读书人所谓的骨气，同样发展到死守条规、迂腐僵化的地步，让郑勋睿印象最深的事情，就是嘉靖年间大礼仪的事情，正德皇帝溺亡，无子嗣，弟弟嘉靖皇帝继位，以杨廷和为代表的文臣，要求嘉靖皇帝认孝宗皇帝为父亲，而称呼自己父亲为叔父，杨廷和等人所依旧的就是程朱理学，嘉靖皇帝当然不会同意，也是持续二十年之久的大礼仪之争由此展开。
虽说嘉靖皇帝在这场大礼仪之争中，采取了相对血腥的手段，廷杖打死了不少的大臣，最终坚持了自身的意见，可明朝读书人所谓的以大局为重、割舍亲情、无视人伦的做法，让任何人都无法理解，他们的迂腐已经到了食古不化、不近人情的地步了。
言官制度的畸形发展，到了万历年间，已经很是严重，以至于内阁大臣之间的斗争，都利用言官来实现，言官可以不顾事实进行弹劾，近似于胡搅蛮缠了，弹劾的对象包括内阁首辅，文武百官，要说这些言官若是从基层起来的，了解民间疾苦、有着丰富的从政经验也就罢了，可惜这些言官，大都是翰林院庶吉士出身，高中进士之后，在翰林院学习几年时间，就进入都察院和六科了，在他们的内心，遵从的就是所谓的理学，遵照执行的全部都是所谓的圣人之言，毫无创新，更不知道时代在进步。
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科举被上层官员高度重视了，通过科举考试成为举人或者进士的恩师，一日为师终身为父，那么自然就能够从言行举止影响到读书人，不管他们是进入朝廷还是散落在社会各个阶层。
东林党、浙党之类的利益团体，也就是在如此情况之下产生的，国家兴亡、百姓疾苦在这些党团之中已经居于次要地位，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成为了首要任务，所以党同伐异等等情形，层出不穷，成为大明朝最大的痼疾，无法消除。
想要改变这样的情形，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除非是大动干戈，可惜的是皇上没有这等的魄力，恐怕也没有这样的能力。
内阁首辅温体仁、内阁大臣张凤翼、钱士升、张至发等人站在前面，户部尚书侯恂、漕运总督杨一鹏、礼部左侍郎黄士俊、礼部右侍郎贺逢圣、南京礼部左侍郎孔贞远等人，站的稍微靠后一些。
这一帮人之中，集聚了读书人之中的翘楚，黄士俊是万历三十五年的殿试状元，钱士升是万历四十四年殿试状元，郑勋睿是崇祯四年殿试状元，贺逢圣是万历四十四年殿试榜眼，孔贞远是万历四十七年殿试榜眼。
年轻的郑勋睿站在这群人之中，特别的显眼，尽管是殿试状元，不过他二十二岁的年纪，还是有些鹤立鸡群的味道。
辰时，皇上出现在乾清宫。
跟在皇上身后的是秉笔太监王承恩以及高起潜，王承恩的手里捧着圣旨，脸上没有什么表情，高起潜跟随进入乾清宫的时候，看了一眼郑勋睿，迅即低下头。
很快，王承恩开始宣旨了。
跪在地上的郑勋睿，有些恼火，每次到京城来，进入乾清宫之后，总是免不了下跪，这个在众人看来非常平凡的动作，在他看来就不正常，总觉得自尊心遭遇到了挑战，所谓归天跪地跪父母，其余人还不值得他跪的。
这一份圣旨的确不一般。
张凤翼敕封文渊阁大学士，赐太子太保，成为内阁次辅，杨一鹏、侯恂、黄士俊、贺逢圣、孔贞远等人敕封东阁大学士，敕封太子少保，参赞机务。
内阁一下子扩充到了八人。
王承恩宣旨之后，张凤翼等人领旨谢恩。
接着高起潜开始宣读第二封圣旨。
郑勋睿出任漕运总督，兼任淮安府、扬州府、庐州府、凤阳府、徐州、和州、滁州巡抚，领户部尚书、右都御史衔。
杨廷枢出任应天府府尹，詹事府少詹事魏呈润出任右副都御使、山西巡抚。
工部左侍郎刘宗周出任南京礼部尚书，原南京礼部尚书董其昌因为身体原因致仕。
卢象升出任兵部右侍郎、右副都御使，五省总督，兼任湖广巡抚。
圣旨宣布之后，郑勋睿迅速成为朝中众人关注的焦点。
大明最为重要的两个地方职位，其一是漕运总督，其二是蓟辽总督，这两个职位，必须是以六部尚书或者都察院都御史的职位出任的，其权力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