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堂，从太傅府中发出由刘锡全权负责对战来侵西夏之敌命令这一刻开始，北朝的朝政真正、彻底地进入到刘行一言堂的时代。
这是刘行一直在努力想要得到的结果，对于这个结果刘行很满意。
这个结果，也决定了刘行新法所倡导的君主宪政制具备了全面定型的基础。
对于自己所倡导的君主宪政制可以全面展开，刘行很开心。于是乎当金奴带着一千神霄兵、六千火枪兵赶到延安府后，刘锡领命的时候，刘行又是一轮新法颁行的政令接连不断地发了出去。
第一道政令，刘行下令正式将信王地下起村、上至省的各级参议、咨议机构统一更名为咨议局。
这新的《咨议律》中，刘行将村级咨议重定为三人、乡级重定为五人。而县、府、省级的咨议，全部改为按照所在地区的户籍数进行配额。
也是在这份《咨议律》中，刘行以律法形式、正式明确了禁止宗族党系、师生派系、姻亲关系的在同一地咨议局中担任咨议。
然而当《咨议律》颁行后，让刘行和宗泽、张所等人没有想到的一种情况马上便出现了。
举国上下看到各地城门口告示牌上的告示一贴出去，律法全文一公开，各地读书人顿时沸腾了。
读书人为啥沸腾呢？原因有三：其一，禁止宗族、姻亲等裙带关系控制咨议局，这是个正确的选择。可是那些儒生想不明白，为什么刘行自己的两个老师都已经当上巡抚了，却不让其他师生关系同地为官呢？
其二，按照户籍数量确定各地咨议人数，那京畿有些县、一个县就有几万户。可是一些偏远的地区呢，一个府甚至还没京城一个大县城的户数多。这样的情况，注定在咨议这个事情上出现严重的轻重之分、悬殊的机构大小差别。
其三，就是在咨议的待遇上了。一个县城的咨议，只是参与监督地方施政、参与从前刑名师爷负责的司法审判等事物。平时根本不用坐班去守在衙门里，还允许继续从事经商等活动。这样的一群人，刘行给出的报酬居然与所在县城的县令只是稍低了一点点。
那些儒生们看到这一点时，是真正爆发的原因。许多地方的读书人甚至站在城门前直接开骂：刘行这是搞的伪参政。先用丰厚报酬收买了那些咨议，所谓监督、弹劾地方官都是空口白话、糊弄鬼的……
好在民主那个词汇还没出现，当刘行得知许多城门前学子、老先生们已经在骂自己是在花钱买咨议、搞假参政后心头先是这样暗暗地想了一想。
这样想过之后，刘行立即陷入沉思，思索起到底这样做对不对、是不是该为了顺应儒生群体的口味对咨议律加以强化。
然而当几个时辰之后。刘行从深思中回过神时，刘行却做出了一个狠厉的决定。
这个决定也是通过一道政令、一部新律法去执行的，此律法名为《著论章》。
著作、论文对于刘行而言一点也陌生，其实对于当即这个时代的人也都不陌生。只不过在封建社会里，没有人会去重视、或者可以说没有多少人真有资格去重视。
为什么这样说呢？
很简单，许多能写出传世之作的人，活着的时候想把他们的作品真的印刷成传世之作只有两种渠道。第一种是官印，由朝廷和官府出钱、出力、出人手，将一些人的作品整理、收编后印刷出来。
譬如四书五经、六艺六书，譬如春秋三传。那些都是历代官方出钱去印出来某位先哲或者很多位先哲一起完成的作品。
这种官方印名儒的书。原作者生前有的会得到尊崇，却也未必得到实惠。但更多的是在他们死了之后，其作品才被印刷出来、用作朝廷捆绑万民思想工具的。
在这官方印书之外，还有一种就是史学家们往往生活并不富裕的一个原因了。像是司马迁刚开始写《史记》的时候、像是班固写《汉书》，全都是自己出钱、自己写，写完以后自己去变成书传播出去。
当然，在司马迁和班固的那个时代里，印书一说还不存在，因为那都是竹简为书的时代。只有刻、没有印刷那一说……
官印书籍不给著作人分钱，只拿去当奴役人民、捆绑万民思想的工具用。刘行认为这很不厚道。用了人家的东西，就该给人家钱嘛！
私人著书很不靠谱，许多野史、杂史上记载的东西根本不可信，甚至许多是自相矛盾、漏洞百出的。那些书籍流传下去。只会遗害万年。
但是这些事都只是刘行对文人的一种感同身受的鸣不平而已，刘行颁行《著轮章》的本意是想要通过一部章法来规定以后凡是写出好文章、好诗词的人，都能得到官方定下基本额度报酬用以养家糊口甚至富起来。
可是初衷上，刘行的定义是：你们这群臭儒生不是说我花钱买咨议是假参政吗？你们骂街的原因不就是我咨议事上规定不让师徒同地为咨议，使你们无法得到利益了吗？
好哇，小爷就给你们利益。能写出好东西。小爷出钱给你们著书立传。但是前提是你们都得给小爷闭嘴、开口也只能说对小爷有利的话……
可是儒生群体中，很多人都是那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人，刘行也想到了他们。
对于那些所谓宁折不弯的家伙，刘行也不会手软。
《著论章》中明确给出了规定：凡妄议论朝政者抓、凡诽谄朝官者杀、凡妖言惑众者杀完以后他们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