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兴还在吃惊，刘行一道灵符上了天、一把符火燃起后，“蹭”地一声钻进了地下，消失在了他的眼前。
看着刘行消失的那个地方，梁兴吃吃地道：“这符箓之术看来不是如同道中人所言那般一无是处，太傅先是引来水神龙助战三个时辰。这倒好，以后他便是没我等保护，遇上危险至少也能借助灵符遁地而走咯……”
言至此处，梁兴猛然醒悟。
使劲摇晃了一下脑袋后，讪笑而语道：“太傅若是能遇上危险，怕是以他那性情也定然是宁为玉碎绝不会如那些金狗一样，动不动就做遁地的老鼠。我这是想什么呢，还是抓紧办好太傅交代的事情去吧！”
此言一落，梁兴转身而走。很快便依照刘行的指令，将重整泰山大学堂、并徂徕入泰山的政令以山东巡抚的名义给发了出去……
梁兴才去发住巡抚令，在河岸另外一边的雷震也被突然从地底下钻出来的刘行给吓了一大跳。
但他比梁兴先真切地见识到了符箓之术的神奇，所以只是稍一震惊，便上前见礼、而没有多说闲话。
“我说你记。”见雷震迅速摄住心神，刘行也不含糊，直接开口说起来自己的新政令。
这些新政令，刘行全部都是针对其他非官办四大书院颁布的。
首先，改为嵩山大学堂的嵩山书院是刘行出身之处，刘行对那里十分熟悉。在新令之中，刘行明确了嵩山唐碑亭与正堂内，不得出现胡安国的雕像。
嵩山明立的二祖诸圣中，第一祖是唐朝的皇帝李治。因为追根溯源，如果不是当年李治的奉天宫宫学，嵩山书院不会有今时今日的根基。
第二祖刘行选定是柴荣，因为在李治之后是柴荣在从前那个奉天宫学的基础上倡导、创建并且大力扶持之下建立起太乙书院，让嵩山书院的根基变得更扎实。
其他四圣，分是范仲淹、司马光、程颐、程颢。立这四圣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他们都曾经在嵩山书院著书立说、游学授课。无论儒学造诣上，身份地位上、对后世的影响上，都足以称之为一代儒圣。
接着，改为石鼓大学堂、北迁的石鼓书院正堂与庙社中。也不得出现胡安国的碑、像。石鼓大学堂明立的一祖四圣。
祖为唐代处士李宽，原因是唐代处士李宽步李泌后尘至南岳，见石鼓山林木葱郁，湘江、蒸水、耒水三江环绕，遂结庐读书其上。首创中原最早的书院，是谓石鼓书院之始建。
四圣之中第一人，是至道年间的郡守李士真。当年他援李宽故事请于郡守，以其私财在李宽读书故址构建屋宇，以居衡之学者。此举以石鼓书院正式创建载入史册，李士真亦以乡贤入祀，流芳千古。
其他三位堂圣分别是曾在石鼓游学授课的韩愈，长居石鼓授学的苏轼和理学大家、首将儒道兼修道炉火纯青的周敦颐……
再接着，便是岳麓书院北迁后改建成的岳麓大学堂。在诸多的旧书院、今日的六大学堂中，岳麓大学堂不算是资格最老的。
其原本所在的岳麓山自古就是文化名山。西晋以前为道士活动地，曾建有万寿宫、崇真观等。西晋武帝泰始四年麓山寺创立，今仍巍峨而立。
东晋陶侃曾建杉庵读书于此。
六朝建道林寺。
唐代马燧建“道林精舍”。
唐末五代智璇等二僧为“思儒者之道”，在麓山寺下“割地建屋”建起了“以居士类”的学舍，岳麓书院就是在智办学的基础上“因袭增拓”而诞生的。
所以刘行为岳麓定下的岳麓鼻祖便是陶侃与马燧。
咸平四年李允则请奏书诏赐诸经释文，义疏，史记，玉篇，唐韵，赐建湘西书院。开宝九年潭州太守朱洞在原僧人办学的遗址上。即岳麓山下的抱黄洞附近正式建立起了岳麓书院。所以朱洞因此功绩，与李允则一起，被奉为岳麓恩圣。
大中祥符年间，岳麓书院进入了北宋的鼎盛时期。大中祥符八年。宋真宗亲自召见山长周式，对周式兴学颇为嘉许，亲书“岳麓书院”匾额。至今书院所存“岳麓书院”刻石，便是当年宋真宗的手迹。
在周式执掌下，岳麓书院的从学人数和院舍规模都有很大发展，遂成为彼时天下四大书院之一。所以这第三位岳麓之儒圣。刘行便确定为周式。
同样是北迁的白鹿洞，相传在唐贞元年间洛阳人李渤与其兄涉在此隐居读书，渤养一头白鹿“自娱。那鹿通人性，跟随出入，人称“神鹿”。
那里本没有洞，因地势低凹、俯视似洞才称之为“白鹿洞”。后李渤为官江州，为纪念他青年时代在此读过书，广植花木，建亭、台、楼、阁以张其事。故而刘行所定白鹿洞之祖，只有李渤一人。
南唐李氏朝廷，在此办“庐山国学”又称“白鹿国学”，与金陵秦淮河畔国子监齐名，学者争相往之。
大宋初年，宋太宗重视书院教育，御赐《九经》等书于书院。因有朝廷重视，地方官史予以重视，书院得以发展。
因此在白鹿洞的正堂正位之上，刘行要求必须立一尊太宗像，以为后人感念前代帝王尊师宗教的恩德大业……
而另外一个也是原本起家在南朝，在胡安国的策动下举院北归的茅山书院如今被刘行已经安置崂山之下。这次刘行决定直接将其名称改掉，更名为山东大学堂，与泰山大学堂并称为山东两大学。
茅山书院之前也曾被叫做金山书院，是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