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会董事长作为商社的法人，掌握该社的投资、资金最大决策权。其下设总办，为该社运营、经营、发展的决策人。再设监事会与监事长，掌握资本审计、监管资金流动等决策权。
这样的规划建议书一到了那两个最大股权人的手上，他们再也没有反对、反而欣然接受了。
为何他们不反对而欣然接受呢？原因其实也很简单。
他们对商社的最高决策权已经被中小股权人联手夺走了，刘行的这份改组建议书一旦成真的话，至少他们还是最大的资金、资产与投资上的决策人，部分地收回了一些决策权、进而确保了其自身的利益。
至于分出去的权利，总办是需要董事长提名、董事会集体通过才能任命的。在那两个人看来，他们的提名权就等于是在帮助其在经营、运营与发展决策上先争取到了主动权。
提名个总办，按照他们的意图去办事就能做长。想法只要与他们产生了分歧、影响到了他们的利益，那么二人随时可以召开董事会去罢免总办、重新提名后改用听话的人。
当然刘行做事永远不可能只为某个人开心去做，监事会的出现让二人也意识到了即便是日后公开募股、在汴京城的交易所里开锣将股票上市，两家商社也将随时被监事会成员所挟制、所监管者，使他们失去了过去那种在商社中随时想拿就拿自由。
不过比起大决策权来，失去那点自由对于两个商社的最大股权人而言算不上什么了。
有舍才有得，很快地那两人便重新召开了股东大会、正式开始推动起两家商社向三权分立新商业体系革新的进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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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户部、通商部与总商会核准方可拆股撤资。否则将视为扰乱商秩、以资本祸乱晋省而查没财产、严惩不贷。
五成的税务、先断掉了那两个最大股权人转让的退路。想拆股撤资，那就慢慢地去一级级上报、一层层等着核准与审批吧？不等上个三年五载，绝对批不下来，这又堵住了两个最大股权人自主撤资的退路。
那两个最大股权人都是商海起伏许多年的人，当山西布政使这一道政令发出后，他们顿时猜出了这整件事的幕后真正在操纵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掌握着商政两届至高权威与权力的刘行。
当年河东大地上疯传的“鬼面王”把西夏灭了、把女真人打得现在只能等死，又把康王赶下了大海、还跑到雪域高原灭了吐蕃。
面对这样一个对手，那两个最大股权人很快选择了投降。
他们不再反对刘行让其两大商社作为首批公开募股试点商社的事，相反、两个人竟然一起主动找到了山西布政使做出了一副“幡然悔悟”、“知错就改”，异常虔诚的表现，转而变成了坚定支持公开募股的人……
那两个敢于唱反调的家伙投降了，刘行也不想将他们一棍子打死。既为商、既知商人之苦，刘行很快又给山西布政使发了一道密令：暗助二人改组其社、重掌决策，以董事会形式整组该社，保今日之事他日不再轻易发生。
密令的同一个信封中，刘行还附带着送去了一份详细的改组建议规划书。按照那个规划书，刘行准备让那两家商社的体系彻底从现在的模式推进到与后世相近的模式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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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那些商人满门抄斩之后，事实上赵构并未完全得到那些商人的钱财以填补他南朝国库的空虚，只得到了最多一半而已。
为什么会是只得到了一半呢？汪伯彥之下的南朝各级参与查办商人抗旨案的人层层造假、层层抽剥是一个原因。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商人都很精明、早有防备。早在康王没跟他们翻脸的时候，那些商人就已经秉承“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的思想，将很多财产极其隐秘地转移到了北朝地面上。
所以当初赵构是废了九牛二虎之力，却只得到了九牛一毛。白白背负上一个任用奸佞杀商人的恶名，最终实际上是得到的远不及付出的多。
甚至到了后来，因为那些商人被满门抄斩、产业倒闭所产生的大批手艺人为主的失业流民，在商人被杀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成了南朝境内最不稳定的因素。
有的手艺人北上投奔了刘行为首的北朝大军，成了军中的匠作新锐。有的手艺人投入会党，后来也变成了推翻南朝统治的生力军。
还有一些相对性情温和的接受了康王的招募，但却大多数变成了一群只拿钱、只出力气却不出智商的行尸走肉、寄生虫……
赵构用人不明、自己也昏聩狭隘，刘行当然不会去效仿他做那种蠢事。
本身具有商人的属性，让刘行的做法完全是一种以商治商的体现，这反而收到了赵构当初求之不得的效果。
当山西布政使在刘行密令下完成既送枣子又撒盐这一套做法没几天后，那两家唱反调的商社就真的爆发了中小股权人联名申请开股东会、会上集体反对最大股权人，最终将那最大股权人从决策人位置上赶下去的事。
失去决策权，最大股权人难道就不会撤资吗？
按正常来说最大股权人有权撤资，可惜的是在刘行明确地“以商治商”思想主导下的这次打击不忠奸商行动中，山西布政使在撒盐的时候其实已经另外给那两个最大股权人设置好了退路上的路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