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理设行省，刘行的这个决定事实上是马扩已经猜测到了的。
方才刘行指点江山、在那地图墙上划过的时候，大理之地是被刘行划在了圈内的，所以马扩并且有所多想。
然而设置行省、设立巡、设立各级衙署，以马扩对大理的民风民情了解他却有了一些担忧。
既生担忧，马扩自然也不会藏而不语。他望着刘行、略做思忖后说道：“大理境内多南蛮，既便是以仁慈为上的大理利达国主都未曾少遭到那些蛮族部落叛乱之扰。太傅，您若要在那里设衙建署，可想好如何处置那些南蛮之族了呢？”
南蛮诸部自先秦时代开始，由汉至唐、从南诏到大理国，历代以来都是时不时就造反生事似已成为西南之地一种传统。
无论是秦皇汉武、还是唐宗宋祖，数千年来虽累次发兵征缴也只能暂保那一方安宁，却无法使那一方天下真正地长久安稳……
马扩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刘行其实也早有思谋。
他话音一落，刘行便浅笑着道：“唐时有羁縻制、马兄弟想必很清楚其具体做法吧？”
历代封建王朝的统治势力先后发展至边疆各少数民族地区时，首先接触到的一个历史事实便是各少数民族内部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与汉族地区不一样。
一般是落后于汉族地区而又自有其民族的特点，因而不可能应用对汉族地区的那一套统治方式去进行统治，于是采取什么政策对这些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统治的问题便产生了。
随着历代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统治势力的逐步深入，解决少数民族地区统治的政策措施也愈来愈趋于完备，这就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羁縻制度”建立的由来。
在这个制度产生和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中，最基本的实质并未发生变化，只是在不同时期某些现象或具体措施的形式有所不同而已。
例如汉代对所利用的土著贵族封以“王”、“侯”、“邑长”，这办法称为“羁縻”。
唐初，邕管的左、右江和红水河流域，由于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比较落后，唐王朝采取与桂东地区不同的方法进行统治，设有羁縻州四十四个、羁縻县五个、羁縻峒十一个。
这些州、县、峒在政治上利用少数民族中旧有的贵族进行统治，经济上让原来的生产方式维持下去，满足于征收贡纳，这是“羁縻制度”的实质。
唐对西南少数民族采用羁縻政策，乃宋王朝土官制度之窠臼，实际上“土官制度”也可称为“羁縻制度”……
作为一个当世最杰出的理藩专家，马扩当然清楚其含义、更明白大宋王朝的土官之之内容。
但无论是羁縻制还是土官制，事实上都只能是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彻底地遏制蛮族降而叛、叛而降的那种翻来覆去的折腾。
心知此点，马扩皱着眉头、双眼紧盯着刘行道：“无论羁縻或是土官之制，都无法根除复叛之患。太傅您若是依然只是效法唐时羁縻、本朝土官制，怕是难以使西南之境长治久安呀！”
知其担忧之根源，刘行又是浅笑一下道：“我当然知道羁縻与土官制度都无法使西南长治久安，但若是我将其加以改进、再以雷霆手段去推行呢？嘿嘿，你认为还不能彻底将让那些蛮族安定下来吗？”
“太傅有何谋略，请恕扩愚钝、还请直言赐教。”马扩见刘行那副淡然的神色，知道刘行肯定有了完全之策，他马上站起身微微拱手、摆出了一副求教的姿态来。
见他如此好学，刘行也不藏着掖着、挥手示意让他坐下后，立即说出了自己的“土司领爵推恩法”。
源于唐朝羁縻制、成于大宋的土官制度其实是一种权衡利弊后的周旋之法。
中原王朝为了不使自己与蛮族相交的地区长期动乱、又想从蛮族人的身上征收税赋。
但直接委派中原的官吏去进行管理，往往会立即导致蛮族不服而群起反之。在无奈之下，中原王朝的统治者才想出了汉朝封爵、唐宋两代册封土著领袖为土官的制度。
而刘行的“土司领爵推恩法”依然是封那些土著首领爵位，不过这种爵位首先的定义是与草原上那三百多个领主相同性质的“民爵”。
既为“民爵”，那么首先就会在可领户数、可领兵丁数量上会被加以控制。
刘行心中的计划是将大理国内现在的那些土著首领们最多封授为一等侯，让其最多可食邑两千户、也最多只能领到两千到四千兵马。
可是大理国有些蛮族部落本身的户数早已超过一个一等侯可以授之的食邑数了，对于那些部族该怎么办呢？
刘行的想法、也是决定是：分封推恩、兄弟同享与父子同封并用。
“推恩”之名源于汉朝时的“推恩令”，汉武帝为了巩固中央集权下令允许诸侯王将自己的封地分给子弟。诸侯国越分越小，汉武帝再趁机削弱其势力。
西汉自文、景两代起，如何限制和削弱日益膨胀的诸侯王势力，一直是封建皇帝面临的严重问题。
汉文帝时，贾谊鉴于淮南王、济北王的谋逆，曾提出“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建议。
汉文帝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这一建议，但没有完全解决问题。汉景帝即位后，采纳晁错的建议削藩，结果吴楚七国以武装叛乱相对抗。
汉景帝迅速平定了叛乱，并采取一系列相应的措施，使诸侯王的势力受到很大的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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