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勇进了谭平山的办公室，两人相视会心一笑。似乎很多的客套和寒暄都在这会心的一笑里了。
“时间还早，先出去走走吧！”谭平山提议道。
闫勇心领神会，率先走出了办公室。
“景观大道？”发到了汽车，闫勇侧过脸征求谭平山的意见，谭平山哼了一声算是表了态。
闫勇没有再说什么，专心开着车，娴熟地动作透着老练，出了市委大院，就拐上了景观大道。
他们口中的景观大道是一条长二十公里东西向的街道，也是清河市主要的街道之一，正是下班高峰时段，车辆很多，也不是很流畅。
“真不知道哪里有这么多车，路是越修越宽，可却是越来越难走。”走走停停，难免寂寞，闫勇的话匣子又打开了。
“是啊，车跟人抢道，人跟车抢行，不乱才怪。”谭平山摇摇头，无奈地笑着说：“上班、下班，办事，离开车还真是不行，而且买了车就得给人家上牌照，就得允许人家上路，就得允许人家停车，可路就那么宽，那么多，总有上不了路、停不下车的哪一天。”
“也是，河州市也这样，只要是路就有车，是路边都停着车，这似乎已经成了城市通病了”，闫勇附和着，“不管吧太乱，管吧可也总得给人家一个停车的地方啊，是得好好研究解决的办法了。”
“怎么解决，你看看这一街两巷的高楼，你看看这穿城而过的车辆，哪一个不是天天奔波在上下班的路上，节假日高速公路大堵车，那只是一种表态，告诉你城市有多少辆车。”谭平山叹了口气，缓缓地说：“谁不想轻轻松松的上班、下班，可产业转移，以往的企业都搬到了城外或远郊，可企业员工和家属还都在城里，而且是中心的位置。城市重心转移，以消费导向建起了商场、写字楼、金融中心、政府机关，可新建的商业住房都在城外，医疗和学校却在城里，每天早上城里的要到城外上班，城外的要到城里上班、办事，每天都进行着这样的人口大挪移，能不堵、不乱吗？”谭平山若有所思地说：“以往城市建设有计划、有规划，多少人口建多大的城市，以及相应的配套和附属设施。城墙围起来，四围四门的或四围八门的都各有规制，城里面也是署衙、集市、教育各有分区，井井有条，生产作坊也是前店后场，兼具生产和生活，街道纵横交错、经纬有序，秩序井然，难道我们现在的城市管理者还没有古代的统治者有智慧吗？”
“说的也是”，闫勇像是对着谭平山，又像是自言自语道：“说是以人为本，可做的却是两码事，道路中间横着隔断，人走天桥车走路，对面就是公交站，可要走过去却要绕很远的路，年轻人还好说，有时候看着老年人和抱小孩的妇女，气喘吁吁地绕上跑下，真为他们捏一把汗。还有路边停着车，人行道上电动车呼呼地跑，行人走道都处处面临着危险。大人还好办，孩子怎么办？他们在这种挤抢的环境下长大，心理能不产生变化吗。”接着又说：“城市原本就是一个综合体，是人居住和生活的所在，自我完善、自我养护是基本的功能，可随着社会化功能的加剧，特别是资本时代、信息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各级政府都在为环境保护和产业发展而焦虑，通常的做法就是将原有产业整体搬迁到远郊，或异地重建，或集中在产业园区，还有的利用企业改制和产业升级的机会，任由企业自生自灭，腾出城里的土地进行商业开发，地方政府既有了不菲的卖地收入，又建立起了城市的金融、商业体系。农村的耕地被城市产业转移所占据，或者是商业开发所征用，城郊平整的、优良的土地纷纷建起了房子，粮食和蔬菜的供应只能靠更远的郊区贫瘠的土地提供，城市越来越大，以往城墙是城市的标志，现在却以城市外围环线作为标志了。以往二环就是远郊了，现在二环以外成了卫星城了。城市的自给功能越来越弱，甚至有些城市演化为纯消费城市，城市自我造血功能几乎消失殆尽，加上流动人口和进城的农民工，几百万、上千万的中心城市越来越多，二三千万的超大城市也不断涌现，城市供应完全靠外地调入，因此任何的风吹草动就会带来物价的波动，前几年的‘蒜你狠’、‘姜你军’、‘豆你玩’都是资本和炒作的因素？不是城市自身功能的弱化带来的？再说个极端的例子，前几年的那场地震，一个十几万人口的县城，每天每个人两包方便面、两根火腿肠、三瓶矿泉水，加上一个面包，平时看来不怎么难办的事情，当时却难以为继。当地库存严重不足，全都得靠外面调运，才得以应付下来。一个小县城的突发事故就是这样一个局面，如果是河州、北京、或者上海，怎么保证群众的生活，怎么保证大批物资的调运，怎么保证不因吃饭问题带来更大的社会混乱？这些想想都后怕。可这些我们现在的城市管理者有所考虑，又有所预警吗？清河市的物资储备够几天使用的，断水、断电、断粮的极端情况下能坚持几天？上午看新闻，说到了菜价对cpi的推动，不免奇怪。细看也就明白了，原来蔬菜从外地千里迢迢运到北京，不是为了北京百姓生活，而是为了再拉到重要产地去。这就明白了为什么物价居高不下，物流成为物价推手的原因了。河东的蔬菜种植量大菜好，长期供应京津地区，满足了这些地区百姓生活需要。但如今却要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