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与大秦帝国的马政体系不同，张嘉师的马政体系更加倾向于比较现代的规则。
这一点的体现，主要在三个方面：
一：张嘉师很清楚马政这种东西，固然是非常重要，但是在很多方面而言，平民也大规模加入到马政这个体系当中，明显就有点不合理，而且很容易出现问题。
第一个，按照张嘉师来自后世的思维，个体户所养殖的马匹参差不齐，很有可能有一定数量无法适应军事方面需求的马匹。这种马匹并不是张嘉师希望配备在军队当中的。因为这很有可能会导致一场战斗的失败甚至是一个地区的防御体系崩溃。
所以，张嘉师最后虽然不禁止民间养马，但是很少下令相关人员从民间征调马匹，当然，民间的人员所养殖的马匹，自然也不禁止作为民用马匹而在民间流通。毕竟这种马匹虽然有相当一部分无法训练成战马，但是用来满足民事需求还是绰绰有余的。
第二个则是国家若是在这方面进行强制措施，管理方面必然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就好比是明朝时期的马政弊端之一：在行马政之初，太仆寺官管马，府州县官管民，似乎各有所职。其实马为民牧，二职难分。太仆寺官责在马，地方官责在民。因民而困马政，为太仆寺官不容；因马而疲民，是地方官所不忍，双方难以调和。
所以张嘉师在这方面并没有打算强制要求民间也加入到马政体系当中，但是也不禁绝马政在民间的自发性发展，这么一个情况，算是张嘉师所采取的一种折中性的安排。
二：民间推行国家主导的马政，事实上就好比是让民间替国家无偿养马那般。这一种情况，很明显就是劳民伤财的举措。
也许一开始，国家会因为相应的养马人员提供相应的补贴，就好比是汉帝听从建言，下令用免役的办法促使民间养马，史称“马复令”，民间养马之风再兴。
但是在汉武帝晚期，这一种算是变相补偿的方式，事实上已经名存实亡。
一个规章制度再好，都会因为很多因素而改变，所以张嘉师思考到这方面的问题，也只好放弃下令强制推行民间马政的想法。
最后一点，那就是张嘉师不希望强制推行民间马政的最重要前提，那就是通过很多情况的对比来看，一个国家的马匹太多，事实上也不是什么好事。尤其是民间散养的马匹数量庞大的情况下，光是相应管理都需要花费很大的精力，更加不用说在这方面的相应调度很容易出现问题。
就好比是一些管理者将民间的不符合军事规格的马匹征调，不仅仅是会导致军方出现问题，同时也会让养马的人怨愤。毕竟在很多情况下，马政的马匹征调，国家需要付出的成本，往往是少于养马人的养马成本。
这也就是人为马困的缘由，明朝时期的马政很多时候就是因为养马人入不敷出，才导致了这种国之重器最终变成了一个在很多情况下，都拖累了国家与平民的弊端。
明末时期的农民起义，苗头就是因为连年天灾的情况下，陕西地区的马政摊派依旧不变。
所以张嘉师不提倡也不杜绝民间养马，主要就是希望民间的养马体系，会成为一种商业发展。就好比是养殖其他家禽牲畜那般，养户很多时候需要自负盈亏那样。国家甚至还能够从相应环节当中得到相应的收入，可谓一举两得。
……
在这一次苏角出兵辽东的部队当中，其军马主要来源于以往大秦帝国的马政体系的产物，以及少部分主要是张嘉师执掌辽东郡之后的马政成果。
毕竟张嘉师执掌辽东郡的时间也不算是很长，充其量也就是八年多一点的时间，这么一来，张嘉师在辽东郡进行过部分改良的马政体系，所生产出来的马匹，也只有少部分能够作为军事用途。
一匹及格的战马，往往要到四岁或者是五岁马龄才能够进行相应训练或者是用来进行作战。
虽然说张嘉师在西向介入秦末乱世，继而在数年的时间之后再次为大秦帝国定鼎天下，但是辽宁郡的马匹，只有少部分留作苏角麾下部队自用。毕竟大秦帝国这个时候的几个大型马场，辽宁郡就是其中最大的一个。
这几个主要大型马场，分别是辽宁郡，燕郡，上郡以及咸阳到陇西郡之间的平原。
毕竟这些地区，虽然只有辽宁郡以及燕郡在规模上能够比拟河南地，但是仅仅是凭借着这几个地区的情况而言，大秦帝国的军马需求依旧是捉襟见肘。
所以辽宁郡作为几个大马场之一，对其他地区的马匹输送数量也算是比较巨大。
在一般的情况下，苏角自己能够将大约三分之一的马匹留作自用，已经算是一个不错的想法。
为何这么说？
很简单，因为辽宁郡的对外马匹供应分量，最大的情况下甚至是达到了十分之九，这也就是说，苏角在一批次约莫一千匹战马当中，最多也就是只能够留下一百匹来训练或者是补充相应的损耗。
尤其是张嘉师提出了组建几支以骑兵作为主要作战力量，辅以部分战车兵作为运输体系的部队之后，大秦帝国的几个官方马场的输出份额比重就非常大。
苏角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很无奈这个事实，但是他对于张嘉师的命令并没有抵制。
相反，很清楚这一支部队能够发挥出怎么一个作用的苏角，很是支持张嘉师的相应命令。
对于苏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