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自然不认为这么一个情况是他杞人忧天。但是在没有确切证据证明嬴秀已经准备对他以及王氏家族动手的情况下，王莽认为他贸然的决定反而会让势态变得更加恶劣。
而包括他的儿子王匡在内的人都认为眼下只能够放手一搏，但是王莽认为，在贸然行事的情况下面对包括咸阳张家甚至是与大秦皇族联手的几个大家族，用膝盖想都知道下翅如何。
王莽不认为他惧怕了这些固有的强大势力，但是这些势力所拥有的底蕴甚至是明面上的实力，却让王莽不得不处于一个投鼠忌器的心态当中。
毕竟王氏家族眼下的力量可以说今非昔比，在先后被嬴秀坑了两次之后，眼下的王氏家族虽然看起来依旧是有着相当浑厚的力量，但是他很明白，这样的力量在很多家族的面前，已经不是一种威胁，反而是一种**。
王莽知道，只要他判断错误的前提下再走错一步棋，那么等待他以及王氏家族的，必然就是一个非常凄惨的下场。
王莽不是不愿意冒险赌一把，而是在他明白到自己已经无法再这个情况下肆无忌惮的“豪赌”的前提下，他也就只能够看一步走一步。
最起码，王莽不认为这几天会是嬴秀亲自动手对付他们的时机。毕竟嬴秀虽然是大秦帝国的皇帝，但是相比起关中地区，很多关东的家族并不是太过听从嬴秀的命令。甚至是可以算得上有不少家族看到了大秦帝国的皇帝局面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很多人都有着一些阳奉阴违的行事方针。
这一个情况也不是嬴秀登基为帝之后才出现的。敲相反，大秦帝国眼下的中央权柄的衰落，并不是嬴秀的责任。最起码，王莽自己都认为，若非是嬴康的当年的行动所连累，恐怕眼下的嬴秀所面对的处境会好得多。
毕竟也是因为嬴康的判断错误，王氏家族才能够壮大到这一个地步。
假如说一个家族的崛起有着皇帝的扶持才能够扶摇直上的话，那么眼下的嬴秀与王氏家族，明显就是一个正在相互之间进行强烈对抗的存在。
或者是说，眼下的嬴秀已经有了进一步的行动计划，正在等待相应的机会而已。
……
大秦帝国确立起以皇帝为主体的中央集权制度，是始皇帝时期便已经确定这个基调。
当其时的秦王嬴政统一全国后，认为自己德高三皇，功超五帝，王的称号已不能显示他的至高无上的权势和地位，于是更改名号，把古代传说中的三皇、五帝的称号合而为一，号称“皇帝“eads;。从此，皇帝便成为封建国家最高统治者的称号。
此外，还规定皇帝自称“朕“，命称“制“，令称“诏“，印称“玺“。废除子议父、臣议君的“谥法“，规定皇帝按照世代排列，第一代称始皇帝，后世以二世、三世计，以至“传之无穷“。这些规定都表明皇帝的神圣地位和至高无上的权力。也使皇帝将国家的司法，立法和行政，军事等大权总揽于一人之手。
同时，秦始皇承认土地私有合法化的法令。黔首之称，在战国时已经广泛使用，含义与当时常见的“民”、“庶民”相同。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下令“更名民曰黔首”（《史记?秦始皇本纪》）。这是秦统一中国后更定名物制度的内容之一。
黔，黑色，《说文解字?黑部》：“黔，黎也。从黑从今声。秦谓民为黔首，谓黑色也。”
秦始皇三十一年（前216）下令“使黔首自实田”，即命令占有土地的地主和自耕农，按照当时实际占有土地的数额，向封建政府呈报。政府承认私有土地的合法性，并依此征收田租。
而在胡亥继位为帝之后的内乱战争当中，张嘉师的力挽狂澜，同样也为大秦帝国的中央集权制度已进行相应的强化。
同时为了让大秦帝国减轻土地兼并带来的危害，张嘉师修改了土地使用权限，让大秦帝国的土地使用权限收归国有而民众则是拥有暂时的土地使用权利。
虽然说张嘉师并没有预料到，在第一次土地再次进行分配的时候，江东地区会再次爆发大规模的起义，但是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大秦帝国至今的土地兼并现象并不算太过严重。
这也可以算得上是一种矛盾的现象。
土地私有合法化，促进了大土地所有制以及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使地主阶级利用土地剥削人民成为合法，压在农民身上的地租、赋税以及各种徭役也愈来愈重。
而张嘉师采取土地收归国有的决策，无疑是触动了原有的既得利益者的根本利益。而张嘉师有着这样的底蕴以及实力，无视这些在战乱当中实力损失惨重的既得利益者的微弱的威胁，正式确定起土地收归国有的政策。
虽然在之后的历史当中，哪怕是嬴秀眼下当政的时期，大秦帝国的土地兼并现象也有逐渐失控的苗头，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一旦一个君主有能力坚决拥护张嘉师当初制定的国策，只要并不是太过复杂的情况，大秦帝国所面临的土地兼并现象，想要恶化下去的难度并不小。
这也就演变出一种中央集权制度与地方制度的强弱对比的效应。
毕竟自古以来，只要国家存在，就会存在地方和中央的权力分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