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作者把“一”视为兵学的最高境界。所以，是先秦兵书的一个卓越之见。军队的统一、集中与协调，是胜利的根本保证，很多军事家都论及这一问题，如《尉缭子?兵权》说:“兵以静固，以专胜。”《武议》又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触丘陵必为之崩，无异故也，性专而触诚也。”这两个“专”即专一。显然是对《孙子》这一理论的继承。这些兵家以道家特有的哲学思想来融构自己的兵学理论，是对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一大贡献。
《孙膑兵法》论“道”多达五十余处，《威王问》中，孙腆分别作答齐威王和田忌所提出的问题，最后有一段话:“孙子曰:‘明主、知道之将，不以众卒几功。’孙子出而弟子问曰:‘威王、田忌，臣主之问何如?’孙子曰:‘威王问九，田忌问七，几知兵矣，而未达于道也。……’”孙腆所言意在说明指导战争必须通晓用兵之道和掌握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作为一个统治者，不仅要知兵，还要“达于道”，即要掌握战争的一般规律。
《吴子》也认为事物的产生、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人们的行动必须合乎客观规律，他将这种规律称之为“道”，如“安国之道”、“知兵、料人、固国之道”、“阵必定、守必胜之道”、“敌必可击之道”以及“进兵知道”、“行军之道”等等。因此，他认为人的行动必须“绥之以道”、“举顺天人”，否则，“若行不合之道”，“患必及之”《图国》。如安国之道，要“先戒为宝”《料敌》;进兵之道应懂得“四轻、二重、一信”《治兵》;行军之道“无犯进止之节，无失饮食之适，无绝人马之力”，否则，“以居则乱，以战则败”《治兵》，等等，皆说明，战争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律，即“道”。
老子以道为宇宙本体，既无名无形，又不可言喻。“道之为物，唯恍唯惚”“视之不见”，“听之无闻”，“搏之不得”。然而它又“渊兮似万物之宗”，在天地之先，“可以为天地母”。清心寡欲，勤勉治国，至于民众是否要这样则未必，治国的关键在于因势利导，顺应民心，此乃典型的黄老道家治国之道。这里的“道”皆指人生、社会所达到的一种至高无上的境界，这个境界就是以“周礼”所规范的理想社会。
先秦兵书承袭了这一理念，也将“周礼”所规范的“道”融入到战略思想中，《孙子》有二十余处说到“道”，其意较广，总之主要是指国家和君主的政治修明问题，重在言“政”治国。如《计》篇以“道”居于“五事”之首:“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以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孙子之“道”，将政治与民心联系起来。既然知兵要“达于道”，那么，“达于道”的结果是什么呢?
《孙腆兵法?纂卒》篇给了具体的答案:“知道即可知胜。”孙腆在该篇列举了“恒胜有五”、“恒不胜有五”的五个条件，其中“知道”与“不知道”即各占其一，“知道，胜”，“不知道，不胜”。孙腆又在《客主人分》篇又写到:“众者胜乎?则投算而战耳。富者胜乎?则量粟而战耳。兵利甲坚者胜乎?则胜易知矣。故富未居安也，贫未居危也;众未居胜也，少未居败也。以决胜败安危者，道也。”可见对战争起绝对作用的不是人数的多寡，也不是粮食的多少，更不是兵器、盔甲的利钝，而是“胜有道矣”，即真if起决定因素的是依据客观规律达到制胜的目的，这种客观规律就是“道”。
《尉缭子》提出了作战要靠“道胜”的原则，其《战威》说:“凡兵，有以道胜，有以威胜，有以力胜。讲武料敌，使敌之气失而师散，虽形全而不为之用，此道胜也。审法制，明赏罚，便器用，使民有必战之心，此威胜也。破军杀将，乘湮发机，溃众夺地，成功乃返，此力胜也。王侯知此所以三胜者，毕矣。”这里的“道胜”实指“讲武料敌”，战胜敌人的战术，其“形全”意为敌人不损一兵一卒，但使其丧失战斗力，在战争中夹杂“道义”原则。
明?刘寅在《直解》说:“夫道，不止讲武料敌，必先修德，行政，养民，致贤而己。如文王伐崇，三旬不克，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
先秦兵书还有对于“天道”的论述，此观点亦源于道家。关于“天道”的概念，《老子》第七章说:“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也，故能长生。”将“天”视为与地相对的自然天空。天与地一样，并不是有意识的客观存在，而是一个无意识的、无知、无欲的物质客体。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当狗”(第五章)。天没有感情意志，任其自生自灭，充分肯定了天道的客观存在性。《老子》还探讨了“人”与“天道”的关系，《老子》说:“天之道，其犹张弓钦?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老子对天人关系己做出精辟的论述。
另外，《老子》还有一种天道自然的思想:“功遂身退，天之道。”“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这也是老子思想体系中表现的顺其自然的观念。
这一思想被先秦兵书的作者加以利用并有所发挥，如《六韬?守国》一篇就是从“天道”观的角度，对“仁圣之道”作了哲学上的论证。作者认为，在自然界，“天生四时，地生万物’，，在社会上，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