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性格，铺就了他在全湖西包括日本人，一手遮天的往后。
不过，还有更重要的是，在四老虎出道以前，邓家虽然卖肉赚钱，盖起了高屋大院，日子过的惹人眼的富。但是，邻居、亲朋、四村八乡却没有人看得起他们家。那时候的人们的价值观可是和现在不一样，有钱的不一定是大爷，唱曲儿的永远是戏子，读书的吃货才是老大。蛮荒之地的湖沿边，因为离孔圣人家住的曲阜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辈辈一代代的熏染，自然养成了清高的虚无，家里穷得揭不开锅，字认的连猜加懵不过一鱼筐，却把杀猪唱戏mài_yín剃头等行当通通当作下九流，人前人后随时随地地轻蔑和侮辱。转眼间，邓云生年龄二十多岁了，仍旧和他的几个哥一样，拿着钱娶不到像样的媳妇，只能捡豁嘴唇、菠萝花眼、满脸“金钱窝”（麻子）的老闺女或者外来要饭的、人贩子拐来卖剩的老女人当老婆。这些强烈的反差，都给性格早已扭曲的邓云生强烈的刺激，使他渴望、竭力地往社会高层攀，也使他很容易、很盲目地把仇恨指向整个人群，整个社会。这样子下去，祸患自然很快的鬼附身，邓云生二十四岁那年的腊月二十三，是他生活、命运转向的转折点。在湖西民间的风俗里，二十三是小年，也是灶王爷告假上天“述职”的日子，这天的午饭，再穷的人家都要做上两个菜，蒸上两个馍，摆到灶间祭灶，一来感谢灶王爷一年的辛勤，没有罢工冷灶，全家人没饿死，甚至吃了几回饱饭；二来贿赂灶王爷“上天言好事”，一年中假如有大小的错处，大人不记小人过，也就别向玉皇爷报告了，糊弄着玉皇爷儿来年继续降福减灾。当此环境之下，邓家卖肉的生意自然火红。
那天，本来是平平常常的一个冬天，有些阴，小北风吹得苇哨响，早晨还飘了阵雪粒。
吵架的原因很琐碎、很稀松，没啥好卖点。
邓云生和一个买猪肉的后生吵起来了。
原因，更简单，是称猪肉时的秤高秤低，琐碎吧？集市上争吵，也是平常的，经常吧？做买卖的哪天不争吵？稀松吧？两个人，都年轻，气盛，肝火旺，加上晌午头了，一个砍肉累得烦躁，一个家穷，抠得要命，就很快由叫骂转到撕打。
自古来，有古训，打人别打脸，骂人别揭短，那后生命薄嘴巴贱，一声“臭宰猪的下九流”，戳到了邓云生的心口窝尾巴根，那“下九流”，是邓家世世代代最忌讳的秃子头上的疮，就是这口儿，这当下，恼羞至极的邓云生恶胆顿时升，操起杀猪刀，腰一弓，就往那后生的腰眼捅，一刀两刀三四刀，五刀六刀七八刀，直捅到对方瘫在地上不动弹。
集市上立刻炸市唱开了红彩戏——杀人啦——接下来的都是老俗套了，四老虎扔下刀，撒丫子的没命的逃，绑白腿戴白箍的官府，四下里捕，那边买肉的小子沾光来了个死后阔，被他家的人直接架到邓家堂屋里发大丧，大棉袄二棉裤，里里外外三套新，惹得好多人得了红眼病，好多人，都想着，那刀，要是捅到自己身上该多好，当然，还有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邓家可是被吃了大户，粮食掏个尽，肥猪全杀光，那死小子人缘倏地出奇好，沾边不沾边的，远亲近邻的，全都过了个好大年，邓家的老老小小，可是吃足了哑巴亏，给个不相干的人披麻戴孝，还被揍得鼻青脸肿地睡寒窑，可是受足了罪。
杀了人的邓云生，从此自然成了地老鼠，在以后的年月日子里，为了躲避仇家和官家的追，四下里流窜，癞皮狗样避难，最后实在走投无路了，学他的宋朝一百单八个前辈子，到了金乡城北五十里的羊山上，落草当了土匪山大王。
羊山可不是梁山，是平原地儿不大的小山包，小山包上有个小山洞，匍匐着十几个亡命的莽撞愚笨汉，他们没好运，也没力气，自然比不了梁山的底子阔，哥几个饿急眼了真敢趴下身子啃石头，哪还有施耐庵笔下的啥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那好事？当此情景，自然，谁抢来东西谁老大。因为有了上一次刀人性命的垫底，当了土匪的邓云生四处里抢夺抢劫，到处里绑人勒索，很快连他的土匪同伙儿也惧怕八分，上山不多久，就让他坐了第四把交椅，人生里第一次成了四爷。又过了几个月，杀顺手的他，先后顺手，把上面三个与他捧香篓、喝鸡血、拜天敬地八拜之交的土匪头儿宰了死，独占了羊山的“山头”，上升了大爷。有了可靠的地盘和靠膀子的人手，四老虎变态、得瑟起来了，发着狠，咬着牙，发着誓地要把堵血管的恶脓淌个净，杀人越货、抢夺无忌，恶名也就很快的在周遭百姓又怕又恨的咒骂中传遍了四邻八乡，又成了会喘气的阎王爷。
但是，如果没有后来的日本人，他四老虎本事再大，再能折腾，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小混混，这样的人，在中国，在湖西，历史上，现实中，多得去了，早早晚晚亮相菜市口，成了刑场刽子手的刀下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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