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斯特雷德带给我们的消息既十分重要，也出人意料，我们三个全都惊呆了格里森从椅子上跳了起来，还打翻了杯中没喝完的威士忌酒。我默默地注视着福尔摩斯，只见他嘴唇紧闭，眉头不展。
“斯坦格森也被杀了！”福尔摩斯喃喃地说，“这样一来，案子就更复杂了。”“本来就够复杂的了，”莱斯特雷德抱怨道，在椅子上坐了下来，“我好像是不知不觉卷入了什么军事会议，糊里糊涂的。”
“你——你这消息可靠吗？”格里森结结巴巴地问。
“我刚从他房间那过来，”莱斯特雷德说，“我是第一个发现的人。”“我们一直在听格里森对这起案件的高见，”福尔摩斯说，“你能不能跟我们说说你的所见所闻和所做的工作情况？”
“当然能，”莱斯特雷德坐了下来，回答说，“坦白说，我原以为斯坦格森与德雷伯的死有关联，案情的进一步发展，表明我的判断完全弄错了。当时我认定那个想法后，就着手调查那个秘书的下落。有人曾在3号晚上8点半左右在尤斯顿车站见到他俩在一起，而第二天凌晨2点，德雷伯的尸体就在布里斯顿路被人发现。我所面临的问题就是查清8点半到案发这段时间里斯坦格森都干了些什么，后来又到哪里去了。我给利物浦警方发了个电报，描述了斯坦格森的外貌，并提醒他们密切关注驶往美国的轮船。然后，我开始查访尤斯顿车站附近所有旅馆和公寓。你们知道的，当时我认为，要是德雷伯和他的同伴分开，按常理推断，斯坦格森肯定会在车站附近找个地方过夜，第二天早晨再去车站。”“他们很可能事先约好了见面的地点。”福尔摩斯说。
“情况确实如此。昨天我跑了整整一个晚上，到处打听他的下落，但是毫无结果。今天一大早，我又开始查访了起来。八点的时候，我去了小乔治街的好利得公寓，我刚打听是否有个叫斯坦格森的先生住在这儿，他们立刻肯定说有。“他们说：‘你一定就是他要等的那位先生了，他已经等了有两天了。’”“‘那他现在哪里？’我问道。
“‘他还在楼上睡着呢。他吩咐过让我们9点再叫醒他。’”“‘我要立刻上楼找他。’”我说。
“我当时想，要是我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肯定会使他惊慌失措，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说些什么。一个擦鞋的茶房主动把我领上楼，他住在三楼，一条走廊直到他的房门口。那人指给我房间正要下楼时，我突然看见了让人恶心的情景，尽管我当侦探也有二十多年了，但我还是忍不住想吐。一条弯曲的血迹从房门下流出来，一直流到对面的墙脚下，积成一摊。我吓得大叫一声，茶房听到叫声，又回来了，他看到这景象，差点没晕过去。房门反锁着，可我们用肩撞开进了房间。
屋里窗户大敞着，窗边有一具男人的尸体，穿着睡衣，蜷成一团。尸体四肢冰凉，看来早已断气。我们把尸体翻转过来一看，茶房立即就认出那就是斯坦格森先生。致死的原因是身体左侧挨了很深的一刀，一定是刺到了心脏。另外，还有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你们猜，死者脸上有什么？”
“难道又是用血写的‘瑞琪’。”福尔摩斯说，他还未作答之前，我就不寒而栗，预感到此事的可怕。
“正是这两个血字。”莱斯特雷德带着崇拜的声音说道，一时间，我们全都沉默了。这个隐藏的凶手作起案来有条不紊，同时又让人难以理解，这就给他的罪行又增添了一层恐怖色彩。尽管我在战场上能够镇定自若，但一想到此事，却不由得升起一阵寒意。
“有人看到过凶手，”莱斯特雷德接着说，“一个送牛奶的男孩，在去牛奶房的途中正巧经过那家公寓后面的小巷子，这条小巷是通向公寓后面的马车棚的。到平日放在地上的梯子竖了起来。对着三层楼的一个窗户，这扇窗户大开着。这个男孩走了过去，又回头看了看，正好看到有个人从梯子上下来。他的动作悄然无声，神情坦然自若，那个孩子还以为他是替公寓干活儿的木匠呢，所以特别注意了一下这个人，只是心里在想，这时候干活未免太早了点吧。这个男孩的印象是：那个人是高个子，红红的脸，穿着一件棕色的长外套。他肯定在房间停留了一会儿，因为我们发现脸盆的水中有血，说明凶手在脸盆里洗过手；床单上也有血迹，可见凶手在杀了人之后还从容地擦过刀子。”
我听到对凶手的描述正好完全与福尔摩斯的推断吻合，就瞧了他一眼。然而，他脸上没有丝毫的欣喜或得意。
“你在屋里没有发现任何可以有关凶手的线索吗？”福尔摩斯问。
“没有。斯坦格森口袋了有德雷伯的钱包，但那似乎很正常，因为他负责一切开支。里面有八十多英镑，分文不少。无论这个不同寻常的案子动机是什么，但绝不会是谋财害命。被害者的口袋里没有任何证件或记事本什么的，仅有一份电报，是一个月以前从克利夫兰发来的，上面写着‘j·h在欧洲’，电报上没有署名。”“再没有别的东西了？”福尔摩斯问。
“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床上放着一本死者临睡前爱看的边的一把椅子放着他的烟斗，桌上放着一杯水，窗台上有个木质的小药匣，里面装了两粒药丸。”“对，这就是最后一个环了。”福尔摩斯从椅子上一下子站起身，惊喜地喊了一声。接着又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