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一个水手在伦敦遇见了他，我通过这个水手知道他住在哪儿，我马上来找他，让他把钱吐出来。头一个晚上他还算好说话，准备给我一笔钱，足以让我一生不再出海。我们说好，过两个晚上就把事情办完。我再去的时候，见他已三分醉，并且脾气很坏。我们坐下来喝酒，聊着过去的事。他喝得越多，我越觉得他的脸色不对。我一看见墙上的鱼叉，就想在我完蛋以前也许用得着它。
后来，他对我冒了火，又啐又骂，眼睛像是要杀人，手里拿着一把大折刀。他还没有来得及把大折刀从鞘里拔出来，我的鱼叉已经刺穿了他。天啊！他那一声尖叫！我神志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恍惚，他的面孔一直晃动着。我站在那儿，身边四处溅满了他的血。过了一会儿，四周很安静，于是我又鼓起了勇气。我看看屋子四周，见到那只铁箱子就在架子上。彼得·凯里有权拿这只箱子，我也同样有权拿。于是我拿着它离开了屋子。像个傻瓜一样，我竟把我的烟袋忘在桌上了。
“现在我告诉你一件最怪的事。我刚走出屋，就听到有个人走来，我立刻躲在矮树丛里。有一个人偷偷摸摸地走来，走进屋子，喊了一声，好像见了鬼了，撒腿就拼命跑，一会儿就没影了。他是谁，要干什么，我没法说。我呢，就走了十英里，在顿布芝威尔兹上火车，糊里糊涂到了伦敦。
“我一检查这只箱子，发现里面没有钱，只有一些证券，可是我不敢出手。我没有让黑彼德就范，自己却困在伦敦，一个先令也没有，可我有手艺。我看到雇叉鱼人的广告，给钱很多，所以我去了海运公司，他们把我派到这儿来。我知道的就这些。我再说一遍，我杀了黑彼德，法律应当感谢我，因为我给他们省下买一根绞索的钱。”
福尔摩斯站起身来点上烟斗说：“讲得很清楚。霍普金斯，我想你应该抓紧时间把罪犯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把这个房间用作牢房不太合适，凯恩斯先生在屋里要占去我们很大一块地毯。”
霍普斯说：“福尔摩斯先生，我不知道怎样表达我对您的谢意才好。甚至到现在我仍然不明白你是怎样使罪犯自投罗网的。”
“纯粹是碰上了好运气，从一开始我就抓住了准确的线索。如果我早知道有这个笔记本，我的思路便有可能被引开了，就像你一样。但是我所听到的所有情况都指向一个方向：惊人的力气，使用鱼叉的技巧，朗姆酒和水，装有烈性烟草的海豹皮烟丝袋。所有这些都表明是一个海员，一个曾经当过捕鲸手的海员。我认为烟丝袋上的那两个姓名字首‘p.c’只是一巧合，而不是凯里，因为凯里很少抽烟，船舱里又没有找到他的烟斗。你记得，我曾经问过船舱里是否有威士忌和白兰地。你说有。既然他们能弄到这些酒，还有多少没有出过海的人会去喝朗姆酒呢？所以，我肯定凶手是一个海员。”
“那你是怎么找到他的？”
“亲爱的先生，这是个很简单的事情。如果凶手是个海员，那就准是在‘海上独角兽’号上干过。就我所知，彼得·凯里没有登过别的船。我往敦提发了个电报，三天以后我查清了1883年‘海上独角兽’号上全部水手的姓名。看到叉鱼手中有帕特里克·凯恩斯的名字，我便认为侦查即将结束了。我推想这个人可能在伦敦，肯定希望离开英国一段时间。我就去伦敦东区住了几天，成立了一个北冰洋探险队，提出优厚的条件找叉鱼手，在船长巴兹尔手下干活。你瞧，这不有结果了！”
“太妙了！”霍普金斯喊起来，“真是妙极了！”
“你要尽快地释放内利根，”福尔摩斯说，“我看你该向他道个歉。铁皮匣子一定要还给他。彼得·凯里卖掉的证券当然就弄不回来了。霍普金斯，外面来了辆出租马车，你把这个人带走。要是你需要我出庭作证，我和华生的地址在挪威的某个地方，过些日子我写信通知你详细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