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想我9o年的生涯，自然会联想到和各种各样的人的交往。
曾有一法国诗人这样写到：“人生，就是相遇和分别，再用时间的线绳串联起来的项链”，我视之为真理。先到来的是无数的相遇，随后便是同样次数的分别。
其间也有些貌似不经意的偶遇，但却把对方深藏在心底；同时也有虽然时常会面或信件往返，但却行不起来对方长相的事情。人心，真的是很微妙啊。
我是个男子，理所当然会像大家一样地关注异性。尽管交往深浅各不同，我有过和几位女子相遇，最后还是以同样次数的分别而告终的经历。她们中间，几乎所有人的面容和声音都回想不起来了，但唯有一人，和她的相遇和分别都是那么的离奇。相比于我9o年的生涯，那依然是没有造作的偶遇和分别。
这个人，是一异国女子。她的影子长久埋藏在我的内心，没有丝毫退色。她始终活在我心中，和我对话。
那时的我，和她一样年轻。
当我独自一人或是梦中，她会常常地出现，而我同样应对着她。由此，我会心满意足。
可是现在，奇迹生了。这不是单纯的梦，梦幻和现实居然交叉起来，使我的心境难以平静。
1939年8月，一身戎装的我抵达了中国江苏省金坛的县城——作为驻扎在当地的日军补充部队的一员。当年5月，我从故乡的步兵第25联队被分配到中国派遣第15师团第51联队，经过3个月的现地教育，我受命编入第二大队第六中队，起居于中队本部所在的下新河村。当时，那里是占领地带的第一线，白天虽然和日本的农村一样景象和平，但到了夜间就一变而为局势紧迫的战场。时不时的，眼前的寺庙会突然爆炸燃烧，黑暗中会枪声骤起，让你实实在在地觉悟到自己已是身在前线。或者是作战，或者是讨伐，我们编组成规模各异的部队深入中国的奥地。每一次出征，都会有些人或者受伤、或者死亡。
尽管这样的日夜，在我内心被诠释为一个士兵的义务，但我同时也确实感觉到：自己来到了不该来的地方，做着不该做的事情。岁月在一天天流逝，我盼着它们早点结束，盼着自己能早日回家。
年关过去了。到了4o年1月，我进级为上等兵。尽管我并没有引人注目的地方，也没做出什么过人之举。大概长官在什么地方生了错觉，把我高估了吧？
于是我被调到金坛城内的大队本部，担任新兵教育的助手。尽管我得以由此逃离第一线凄惨的夜晚，但和日本内地一样，等待着我的是严格的纪律约束。
城内的治安虽然维持的不错，但也绝不能疏忽大意了。有一次，在一个理店就曾生过日本兵被割断喉咙、而理匠却逃之夭夭的事情。而且这样的案件还不少。同时，尽管勤务时间内要求很严格，但作息时间也和内地一样正常。
休息日，外出（所谓的外出，当然是限制在城内了）的士兵将拿到俗称“突击第一号”的避孕套——使用它的慰安所就位于城内。相当数量的士兵、下士官、将校都会前往慰安所，但我不在那些人之列。
我们都明白：在那里生的行为既非双方自愿，也不是出于爱情，不过是一系列暴行而已。但当时的日军上层却认为男人们的**已经越了基本的分辨能力。慰安所便是在此前提下作为其对策而设立的，所以它与国家和军队的关联密切。时值今天，却有人说“那是mài_chūn禁止法实施以前的事情”、“那是民间业者的行为”，等等。这种话根本站不住脚，因为那本身就是军队的设施之一。
我的父亲不断地给我寄书过来。
那些”的哲学类、文学类，时不时还夹杂着小岛政二郎《关于日本糕点》的专著。伙伴们笑话我说：“你老爹真古怪，居然会寄这样的书？应该寄些点心过来才是”。
父亲参加过日俄战争，所以可能不希望儿子空闲太多乃至于去干蠢事吧。他责令我“看完后一定要写下感想！”由于这样的老爹挺可怕，做儿子的只好每个星期天都抱着三、两册书，跑到城里的小公园，坐在池畔的小亭子里消磨时光。在弹雨纷飞的战场上，那段小小的空闲对我来说是很贵重的。
有那么一次，我拾起了偶然从公园旁侧空地上滚过来的孩子们玩耍的球，并以此为缘分，我和一个十岁前后的少年相识了。后来，我们曾并坐在高高的城墙上，一边晃荡着双腿一边交谈。少年表示，他希望在战争结束后去日本看看。
少年结结巴巴的日语是学校里教出来的，我这个日本兵则告诉他：“到时候别忘了去一趟我的老家北海道，我们家人会把你当我的小弟一样看待的”。眺望着展开在眼下的农村风景，我的思乡之情得到了慰藉。
随后，我自然而然地结识了少年的家人。他的父亲在县衙门做事，长身瘦骨白胡须；他母亲则相反，圆脸型，体态福，看上去很贤惠的样子。他父母应对我的时候自然大方毫无拘束，我甚至可以和他们家的佣人随意打招呼。但只有一个人始终把自己藏起来回避着我。这个人，就是少年的姐姐。
第一次，好像是在女子学校放学之后回家的路上，她站在公园树林的后面对弟弟厉声吆喝：“不许你接近日本人”。而弟弟则回敬她：“这个人是我的朋友”。
但越是神秘的事情，对我这个年轻人就越有吸引力。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去少年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