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随着武汉会战结束，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事进入了一种僵持对峙的局面，虽然日本军队看上去还保持着优势，但是已经不能够像战争的初期那样，连续不断的起大规模的战略进攻作战，甚至在起象随枣，长沙会战的时候，都不得不先放弃一些外围阵地的时候，重庆军委会里的一些高级将领们就在不断的提出要动大规模的战略反攻。而南昌保卫战和长沙会战的胜利结束，也让这些人的论调在军政两界里，获得了相当的支持者。苏联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们，为了苏联自身的利益，试图利用中国的力量更好的拖住和消耗日本的军事力量，也对这种论调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加上那位最高统帅想来有着好大喜功，刚愎自用的性格，一心想着给自己的那位姓汪的政治对手一点颜色看看，打击一下他的气焰，所以，对于动大反攻的想法，也是积极支持。
“辞公，我有一些话不知道当不当讲？”思来想去，刘建业还是决定，无论如何，哪怕明知道是螳臂当车，自己也要为阻止这场显然必败无疑的败仗做出努力。作为一个军人，一个正在抗战的军人，一个一直以来都主张持久抗战的军人，是绝对不能对胜论无动于衷的。这种极其错误的思想，对于我国的伤害显然是很巨大的。
“有什么话就尽管说吧，今天叫你来，就是要让你谈谈对于今年秋末冬初在抗战前线动全面反击的作战，有什么好的想法和建议。”陈部长的语气依然是很平和的，脸上依旧带着和蔼的笑容，但是，他的话却让刘建业不得不把本来下面接着要说的那些话活生生的咽了下去。要说话，可以，但是，记住反攻作战势在必行，你只需要提出有价值的作战方案和构想，别的那些扫兴的话，趁早别说，免得惹得大家不高兴。
“卑职想说的是，自卢沟桥事变以来，我**队在战场上总体上都是不断的后撤，以空间换取时间，持久消耗敌人的力量。眼下，日军的兵锋已经不如以往，基本上无力动大规模的战略级别的攻势作战。而我军自武汉会战结束以后，经过几次会战，士气有所恢复，加上部队经过整训，战斗力也有所提高，面对日军，在总体上已经不像以往劣势明显。为了振奋国民的士气，进一步树立抗战的胜利信心，争取国际上的支持，确实有必要在战场上采取一些进攻行动。也正由于这次反攻是自抗战军兴以来，我军在战场上次大规模的攻势作战，兹事体大，不战则已，战则必须全力求胜。”既然，陈部长的话说得那么明显，那么刘建业也就只能努力顺着陈部长，更准确地说是顺着面前这两位党国要员背后的那位大人物的想法来说了。况且，既然自己已经是根本无力阻止，也就只能竭尽全力，通过自己的形势分析，试图影响一下最高统帅和他的那些高级助手们，使得那场反攻作战的结局，能够和历史上的结局有所不同，至少不至于败得那么惨。如果自己真的能够做到的话，那么不论从什么角度来说，自己也算是为抗战又尽了一份力量。至于自己的建议是不是能够最终被采纳，那就不是自己能够控制得了的了。
刘建业的话一说出来，陈部长和张主任的脸色马上变得更加的阳光灿烂。显然，刘建业的话很合这两位，恐怕也很合他们背后的那位大人物的胃口了。尤其是陈部长，一边听，一边微微的点着头。
“武汉会战会战以后的三次会战，我们都可以明显的感觉出来，日军的整体进攻能力，已经降到了自开战以来的最低点。但是，相对于我军来说，敌人现在无论是在装备，训练还是兵力数量方面，还是不容小视的，其虽然用于进攻力不从心，但是单纯用于防守，还是绰绰有余的。我军历来就有的弊病虽然经过军委会的多次整肃，但是仍然积重难返。如果是展开全面反攻的话，几个战区的上百个师的部队，位置天南海北，指挥层次又多，难免会由于指挥系统不通畅，导致各参战部队不能协调一致，出现前方部队逐次使用兵力，不能集中使用兵力，后方部队跟进不及时，不能迅打开局面无法形成压倒性的优势等问题。况且，由于我军部队的火力配备不足，攻坚能力有限。如此一来，日军就有可能利用战场上的时间差和空间差，以小部队利用构筑有坚固工事的外围要点坚守以拖住我军部队的主力，然后集中优势兵力歼击我反攻部队之一路，则全面反攻的前景将很不乐观。再说，敌人在我国的情报网络经营时间很长，情报搜集能力很强，很难免会有情报泄漏的现象。万一，我军的情况被敌人侦知，我军将很难制敌于前。”刘建业这么说话，实际上已经是很给那些军中的高级将领们留面子了。**内部的那种积习实在是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即使在抗战胜利以后的内战里，也是不断的作，未曾有丝毫的改观，甚至愈演愈烈。
即使刘建业的这一番话是已经大大降低了弹头装药量的，陈部长和张主任的脸上还是浮上了一丝不悦。乌云的影子已经不远了。恐怕如果不是顾及到有张主任在场，陈部长就能当场拂袖而去。
“当然，我军虽然在大兵团作战方面还有所欠缺，但是如果把一次大规模的全面反攻作战，分解为若干个不同作战方向上的相对小规模的反击作战逐次进行，这样，作战区域相对来说也就比较小，我军在作战的指挥协调上的难度也就小得多，只要各战役之间能够相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