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初，世界形势继续蕴酿着巨大的变化，日本乘英、美忙于应付欧洲战争之机，积极谋求南进，与英、美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美国也希望利用中国抗战拖住和消耗日本，因而加强了对中国的援助。日本强烈感到自己在远东进行的战争实际上是以中、苏、美、英为对象的，因而处理中国问题必须和解决南方问题、北方问题综合考虑，作长期打算。基于这种背景，日军参谋本部制定了《大东亚长期战争指导纲要》和《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这两个文件在1941年1月16日的大本营会议上获得批准，并在御前会议上得到天皇裕仁的御准。
在《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中，日军大本营提出：“不放松现在对中国的压力，在此期间应用一切办法，特别是利用国际形势的变化，力求解决中国事变。”“作战以维持治安及占据地区肃正为主要目的，不再进行大规模进攻作战。如果需要，可以进行短时间的、以切断为目的的奇袭作战，但以不扩大占领区和返回原驻地为原则。”“准备在1941年夏秋时期，挥综合战力，给敌人以重大的压力，力求解决事变。”
与此同时，日军在中国关内部队的统帅机关中国派遣军也进行了人事调整。西尾寿造大将卸任回国，由曾经担任陆军教育总监，华中派遣军司令官，陆军大臣的畑俊六大将接替职务。
畑俊六在日本陆军里素有智将的美名，第一名的资格毕业于陆军大学。此后曾多次出任日本驻西方国家的武官，可谓见多识广。但是，他在中国的所作所为，却只能用“qín_shòu不如”，“丧尽天良”来形容。
1938年1o月26日，时任侵华日军华中方面军司令官的畑俊六率部攻占武汉。日军占领武汉后，在畑俊六纵容和唆使下，到处杀人放火、**掳掠，犯下了累累罪行。
在武汉街头，日军肆意用机枪扫射平民，**残杀中国妇女的罪行更是每天都在生。很多日军宪兵也当街大施淫威。花旗银行一名外国职员目睹此事后说：“这还是日军的宪兵，宪兵尚且如此，其他士兵还能不成为强盗吗？”
日军在占领武汉初期还有计划地连续在城内放火。汉口和武昌不断可以看到日军焚烧民房的大火。抢劫更是常见的事，日军一进汉口便破门而入，翻箱倒柜，洗劫财产。为了鼓励日军的抢劫行为，畑俊六下令开设了“汉口野战邮局”，专门存汇日军抢劫所得的赃款。该邮局局长对当时东京《朝日新闻》的记者供称，日军占领武汉后的一个月内，该邮局所存日军士兵的款项，折合日币已达到6o亿日元。由此可见日军在武汉的劫掠达到何种疯狂的程度。
畑俊六大将进驻位于南京大方巷前国民政府外交部大楼，现日军中国派遣军总部以后，就根据《对华长期作战指导计划》进行了积极的准备，在反复的权衡和推演以后，确定在夏秋季节以第11军为主力实施长沙作战。
第11军的一次幕僚会上明确指出：攻取长沙不成问题，高山、大河何所惧，应立即进行具体研究。他还对作战方针、规模等问题做了具体指示。这样，日军第11军就开始了以当年夏秋之际动对长沙的进攻作战为主题的研究。
6月下旬，阿南惟畿批准了其幕僚拟订的旨在进攻长沙的秋季作战大纲。
第11军对作战大纲进行了兵棋推演。其作战计划概要如下：
一、关于作战目的：
为摧毁敌抗战企图，予第9战区敌军以深重打击，不以占领地点和夺取物资为目的。
二、关于作战名称：
略称为“加号作战”。
在苏德战争爆之前，为了解除自己南进的后顾之忧，日本采取措施调整对苏邦交，和苏联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
苏德战争爆后，日本大本营立即决定派军队进驻法属印度支那南部。日本于7月2日的御前会议上决定秘密进行对苏战争准备，一旦苏德战争的展对日本有利，即使用武力解决北方问题。为此，大本营考虑从中国派遣军抽调第第第13师团列入抽调计划。这就不能不影响到正在准备进行长沙作战的第11军。7月11日，日本大本营又布了对苏警戒的战备命令，随即进行了所谓的“关东军特别大演习”。新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畑俊六和第11军司令官阿南惟畿强烈反对大本营的这一考虑，认为彻底摧毁中国继续战斗的企图、解决中国问题才是日本的根本国策，而这时候突然减少派遣军的兵力，将使重庆的国民政府重新获得生机。在这种情况下，第11军一面继续加紧作战方案的准备工作，一面派人赴东京，商讨长沙作战的有关事宜。虽然大本营对于到底抽调多少武汉地区的日军北进未做出最后决定，但却大体上商定：一、只将第4师团调出，如能增加1个独立混成旅团，则占据地区不变动，长沙作战仍可实施。调出驻守安义的第33师团的荒木支队，安义地区需要收缩。
二、调出第第6师团，如增加1个独立混成旅团时，占据地区纵不变，但不能实行长沙作战。
三、如再将第3师团也抽出，而增加1个独立混成旅团，则根据情况放弃岳阳。
四、长沙作战，计划由9月1日开始集中输送，9月15日起攻势。因此，当地驻军8月2o日前，如无抽调命令，大体上按实施长沙作战进行处理。
这样，第11军继续进行进攻长沙的作战准备。第11军召开了师团长会议，公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