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步的行动路线，成了一个重要问题。沿着现在的道路前进，可以直接到达霍马林，从那里渡过亲敦江，再走大约4o公里就到了印度境内。但是，潮水一般的难民，挤满了这条山间公路，而且日军的穿插部队随时可能在公路上出现。最便捷的道路，也许会变成最危险的陷阱。两名英国准将带了12名士兵，曾竭力劝说史迪威和他们一起走这条较直的路线，史迪威拒绝了。到印度以后他听说，那支小分队遭到了日军伏击，只有几个人侥幸逃生。
经过和一些人商量，史迪威决定，再继续向前走一段，从曼西离开公路向北转。如果车辆不能通行，就徒步走小路，插向亲敦江上游的一条支流——乌尤江，而后乘木筏沿乌龙江漂流而下，在霍马林渡过亲敦江，向印度的英帕尔前进。这样走，才能避开日军可能出现的地方，同时也不至于和潮水般的难民搅在一起。
5月6日，凌晨3点刚过，沉沉的夜幕还笼罩着缅北的崇山峻岭，史迪威便命令才睡下不到4个小时的人们立即起床准备行装。3点3o分，这支队伍又踏上了西去的征程。他们必须争取每一分、每一秒的时间。除了日军的威胁之外，亚热带的雨季就要来临，一旦进入雨季，每一条山谷都会倾泻出**的洪水，行军将更加艰难。
清晨，太阳刚刚从山边探出头来，他们赶到了曼西，这里有一条向北的岔道，通往乌尤江的上游。琼斯上校找来了一位向导，他们从那里离开了去霍马林的公路，朝着北方前进。
车队只行驶了不办到5公里，使遇到一条河流。河夹在山谷之中，两岸十分陡峭，河上只有一座竹桥，车辆无法通行。他们只好丢下汽车，徒步走完以后的路程。
史迪威命令所有人员下车吃早饭，并做好徒步行军的准备。随后，他找来报务员，出了他的最后两封电报。
一封给了驻印度的美军第1o航空队司令布里尔顿少将，电报中说：“我们将沿着运盐小道前往霍马林，再从那里去英帕尔。我们的粮食越来越少，附近也找不到粮食。请马上派人携带食物和药品，前往霍马林等候。”他没有忘记已处于危险状态的大批难民，电报接着说：“请立即报告印度政府，成千上万的难民和中**队，正沿着胡康谷地的各条小路逃往印度，情况极度混乱，随时有可能生一场大灾难。必须马上在沿途准备粮食，并派出警察和医务人员，否则将会有大批的人饿死。”
正如史迪威所预料的那样，沿着通向霍马林道路逃往印度的难民大约有3万多人，最后到达印度的，据统计只有2.1万人。近13的逃亡者在那条恐怖的路上，被饥饿和瘟疫夺去了生命。
另一份电报给了重庆的马格鲁德将军，并经过他转美国陆军部。这份电报没有提到他们的艰难处境，因为他知道重庆和华盛顿现在都爱莫能助。电报只是简单地说：“我们现在英多以西5o公里处，开始步行，带有武器、食品和地图。请勿担心。中**队也将沿这条路线撤往印度，现部队已化整为零，由各部统率，已不需用命令指挥。这是短期内我的最后一份电报，再见。”
因为马上要转入徒步行军，电台将是一个沉重的负担。电报出后，报务员砸毁了报机，并烧毁了密码本和通讯记录。
这里，史迪威确实遗漏了一件事情。或许是由于处境艰危，情况紧急，造成了他的疏忽；或许是由于某种无法克服的困难，例如电池没电，电台故障；或许是由于气愤之极，怒不可遏，故意不那么做；或许是由于他生性傲慢，并不把“花生米”放在眼里……总之，他没有直接报告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这给他和最高统帅的关系留下了一道深深的裂痕。当天，最高统帅从马格鲁德将军那里得知了史迪威撤退入印的决定，顿时火冒三丈鲁德呈交的文件上批道：“史迪威脱离我军，擅赴印度，只来此电作为通报，不知军纪何在？”
同一天，杜光亭倒向最高统帅去了一封电报。他不仅像告状似的报告了史迪威、罗长官命令远征军西撤入印的情况，并称：“我军战败入印，将为英人所不齿，拟仍向密支那转移，与日军作一力战，胜则收复北缅，败则由腾冲回国。”
最高统帅对他的“好学生”非常满意，更增添了几分信任和赏识。他立即电令杜光亭：“向密支那、片马转移，勿再犹豫停顿。”随后，杜光亭以他对“校长”的绝对忠诚，继续率军向英多以北开进，把远征军带进了缅北的死胡同。
史迪威为做好行军准备忙得不可开交，数量不多的食品必须统一管理，由多恩去负责这件事；除了食品和武器、弹药之外，其他不必要的东西全部丢掉；必须规定严格的行军纪律，不能让一个人掉队；应当到前面的村子里去找一些挑夫来帮助运送行李……西格雷夫医生来找他，请求不要丢下医院里那些缅甸姑娘。“怎么回事？”史迪威莫名其妙，眉心拧成一个问号。西格雷夫告诉他，刚刚听到几个军官议论说：“给那些缅甸护士们点儿钱，打她们走吧，免得拖累大家。”西格雷夫博士是美国浸礼会派到缅甸的医学传教士。他在缅中边境的掸邦高原开办了一所医院，并培训了一批缅甸护士，为山区那些贫困的老百姓治病。他善良、热情、富于献身精神，当听到倭国人入侵的消息后，他主动找到史迪威，要求在美国将军领导下为中国远征军提供医疗服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