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也许对于我刚才所说的那句话的意思不是很清楚，那么现在就由我来向大家解释一下。所谓的‘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意思指的是我们不在武汉城下和日军进行代价巨大的消耗战，那样对于我军来说，现在是十分不利的，这就是‘不战于武汉’的意思。我们虽然不在武汉城下和敌人进行消耗战，拉锯战，但是并不代表我们不守卫武汉，我们只是把部队的作战空间扩大，扩大到整个武汉周边地区，包括安徽，湖北，江西，河南，甚至也可以包括第三战区控制的浙江。在这样的巨大的作战空间里，我们可以把数十万部队展开，充分利用河流，山川，湖泊，甚至包括由于黄河大堤决口即将出现的巨大的黄泛区，来把敌人割裂成几股互相不能联系的部队，使其不能形成协同作战。在利用地形地貌对敌人进行逐次抵抗，逐渐消耗敌人的锐气的同时，把几股敌人之间的距离拉大，使我军可以在总体战略防御的同时，调动部分部队对局部地区的敌人构成兵力和火力上的优势，从而聚歼敌人，使其遭受无法承受的损失，迫使敌人放弃对武汉地区的进攻，这就是‘守武汉’的意思。这些想法都是来自于对坦嫩贝格战役的研究和借鉴。当然，如果时间和空间上有足够的条件的话，我们还可以继续下一步的攻势，聚歼敌人另外一路甚至几路部队，这就可以说是坦嫩贝格战役的后续战役马祖里湖战役的翻版了。”
“那么，就请你们介绍一下你们这个构想的依据。”陈诚不失时机地利用职权给自己的爱将们一个充分展示和表现的机会，特别是这是在最高当局面前的表现机会。
“我们这个构想是来自于我们对日本的下一步战略行动的分析基础上的。”郭汝瑰换下了刘建业，开始讲述。毕竟，郭汝瑰是陆军大学教官出身，还曾经被自己的堂兄郭汝栋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过，对于日本人的了解和战略总体分析，比起刘建业要强一些。
“自从去年的卢沟桥事变以来，日军统帅部的战略总方针就是‘战决’，这和他们的天然条件是分不开的。日本的自然资源十分的紧缺，虽然，他们早已经占据了我国的东北四省，但是和他们的巨大野心相比，依然是不能满足需要的。自从和我军南北两面同时展开全面的作战以来，日本大本营在力量和资源使用上就已经有了捉襟见肘之感，其战争总体潜力难以充分满足日本巨大乃至疯狂的侵略野心之需。因此，在日本战略决策者看来，对华战争宜决，久拖不定将极大消耗日本侵略世界、扩张称霸的实力。日军参谋本部在改订的《帝**队用兵纲领要旨》中提出：‘以制敌机先采取攻势，谋求战决为原则。因此，陆海军须迅击溃敌方野战军及主力舰队，并占领必要地区。其次，随着战争的展，或鉴于外交上的关系，以一定的兵力准备占领政略上的据点’。作为急先锋，徐州会战刚刚结束，日本陆军省就提出‘中国事变必须于1938年内大致结束’。陆相杉山元、时任日本关东军司令的植田谦吉等纷纷狂言，‘中国事变有一个月左右就可了结’、‘3个月便可解决中国’。那么如何尽快地结束在中国的战事，就成为他们必须从解决的事情。在他们看来，只有占据我国目前的抵抗中心武汉，以及南方的中心城市广州，才能迫使我国方面放弃抵抗，在他们拟定的苛刻条件下实现所谓的和平，这样，他们才能从中国腾出手来，把兵力转入其他方向。如果我国在失况下，仍然坚持抵抗，他们也会认为我国的政府已经沦落为他们眼里的地方政权。他们可以通过在我国内部寻找代理人的方式，寻求建立起一个傀儡政权，由这个傀儡政权来替他们继续这场战争。所以，对于他们来说，武汉和广州，是必须尽快夺占的。而其中，武汉会是他们的要目标。同时，他们还认为‘为了对重庆进行轰炸，占领武汉周围也是很有必要的’，‘而攻占汉口、广东，只要投入陆军主力，用现有的兵力就可以作战’、‘估计苏联在此时不能参战’等等。”
“为了尽快达到占领武汉的目的，敌人会以华中派遣军统一指挥，并着力加强华中派遣军的力量，把华北方面军的部分兵力调派给华中派遣军。以原先的情况，敌人的意图会是以一个军自郑州沿平汉线南下，以一个军自南京沿长江西进，从北面和东面分两路直取武汉，或者以北路为主力沿淮河西进大别山北麓，占领信阳后转平汉线南下，进击汉口，以南路自南京沿长江西进。由于黄河大堤刚刚决口，而且，通过查阅当地的气象和水文资料，我们现在这一段时间，当地的降雨量会比较大，黄河的水位会不断上涨，这势必会加大黄河决口所造成的洪水的力度。黄河决口以后，洪水会沿地势南下，形成巨大的沼泽一般的泛滥区，并最终与淮河连成一片，使日军无法沿平汉线南下。那么，日军就不可能自郑州沿平汉线南下或者以主力沿淮河西进大别山，只能是以主力沿长江两岸向武汉推进，另以一部由淮河以南西进，再翻越大别山，进攻汉口，攻占我国的抗战中心武汉，并消灭我**队主力。”
“就如同蒋委员长在开封召开的军事会议上所说得那样，‘上海、南京失守后，我们惟一的政治、外交、经济的中心应在武汉，武汉决不容再失，我们要维持国家的命脉，就一定要死守武汉，巩固武汉。武汉重心不致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