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之练就如此精兵，所费心血非少，如此委诸他人，不觉得可惜么？”梁启超问道。
“军队为国家之军队，非我一人之私兵，只要能履行保家卫国之天职，谁来统带都是一样的。”杨朔铭笑了笑，将目光转向了蔡锷，“松坡以为呢？”
“瀚之所言极是。”蔡锷点了点头，正色说道，“其实瀚之以自身为表率，给咱们华夏军人开了个好头。”
听到蔡锷的回答，席间众人都纷纷点头称是，而梁启超的眼中却闪过一丝不满之色，虽然稍纵即逝，几乎无人察觉，但还是让杨朔铭看到了。
就是这短短的一瞬，已经让杨朔铭对蔡锷和梁启超二人的境界，有了清晰的判断。
蔡锷在辛亥革命成功后，一度被云南军政商学各界推举为云南都督，蔡锷督滇期间，力除积弊，更新人事，整顿财政，兴办教育，开发实业，使云南面目为之一新。中华民国成立后，蔡锷却自请解除了滇督职务，随后应袁世凯之邀来京任职。
蔡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看到了中国有可能陷入军阀混战的深渊，为了矫正军人干政时弊，他才不惜牺牲自己的权位，作出表率。
杨朔铭知道，后世史书和文学作品对蔡锷解职入京最流行的说法是，袁世凯不放心蔡锷镇守云南，因此才将蔡锷调入北京，夺去兵权，软禁起来。而根据他现在对蔡锷和袁世凯等这个时代的风云人物的了解，这种说法其实并不准确。
在袁世凯的心目中，陆军总长一职一直是看好蔡锷的，蔡锷在云南做都督，他确实放心不下，但若内调为军政首长，使蔡锷楚材晋用，无直接兵权而负建军之责，再派一名心腹做次长随时监视着他，则既可以强化袁世凯自己私人的武力，又可以建设一支强军。而对蔡锷来说，建立现代化的国防是他的最高目标。因为无论是内除国贼，还是外御列强，都必须以练兵及训练军事人才为起点。蔡锷平日里虽然沉默寡言，不善谈笑，但却有着锐利的眼光和深刻的洞察力，他未尝不会看透袁世凯所想要建立的，只是为个人争权位的军队，而非为国家御侮的军事力量，但是他很想将计就计，化私为公，借助袁世凯的力量来完成国防现代化的目标。
和“先知先觉”的穿越者杨朔铭不同，蔡锷现在就看到了军人干政和军队私有化所导致的军阀割据的危险，因此才会想要以身作则进行纠正。而杨朔铭之所以也和蔡锷一样放弃了兵权甘当表率，是因为作为一个穿越者，他清楚地了解后世因“党在国上”“党指挥枪”而未能实现真正的“军队国家化”所带来的严重弊端。
在实现“军队国家化”这一目标上，杨朔铭和蔡锷的想法是高度一致的。
而脱离保皇派追随袁世凯的蔡锷老师梁启超，却无视这些明显的事实，醉心于权位之争，因此才会对蔡锷回答杨朔铭的话感到不满。
“瀚之镇守赣西，仅一年多的时间，便多有建树，如果能在主管全国实业任上，不受掣肘，畅行己志，当有大成。”杨度说道。
“瀚之虽天纵英才，主持实业建设，可谓得其所哉，但想要不受掣肘，只怕不易。”梁启超说道，“如今强邻虎视，又有逆党作乱，大总统想要不受掣肘尚且困难重重，更别说瀚之了。”
“日本新败，俄国忙于欧战，皆无暇顾及我国，”杨度说道，“所虑者，逆党耳。”
“海外逆党目前已然分崩离析，只要再加一把劲，便可使之消散于无形。”胡瑛满有把握地说道，“据我所知，孙文黄兴已然决裂，分道扬镳，黄兴现在美国考察，听说加入了咱们国内一个什么‘国家社会民主党’，看样子有想回来向大总统认错的意思，我正打算上书大总统，对其进行特赦呢。”
想到黄兴竟然听了自己的劝，入了自己和江雪莹建立的“国社党”，杨朔铭也面露欣慰之色。
“如此甚好，克强迷途知返，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蔡锷说道。
“此次抗倭之战，华兴光复二会党人不愿助纣为虐，孙文在日本所建之同盟会已然瓦解，”夏寿田说道，“孙文之革命党现已实力大损，若非日本支持，已然难以维持。”
“其实咱们国内，倾向君宪者不占少数。”严复说道，“日本经此一败，我国国耻稍雪，海外诸人已经有很多转了念头。”
此时听着这几位中国政界大佬有些云山雾罩的谈话，杨朔铭的心里一时间变得雪亮，以前历史课上老师都无法解答的疑问，现在已经全部揭晓。
在后世的教科书里，以杨度为首的“筹安会”六君子，一向以来在所谓的“主流史观”里都是大白脸的丑角。他们鼓吹复辟帝制，逆历史潮流而行，结果不但帮了袁世凯的倒忙，最终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但历史的真相果真如此吗？
从刚才的话里，杨朔铭已经能够听出来，“筹安会”其实确实是在帮袁世凯的忙，而且是大忙。对这些文人政治家来说，理论方面的建树只不过是他们的副业和掩护。他们真实的身份，应该是袁世凯的谋臣班子。而且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分工。
由于杨度本身就是一名优秀的政治活动家，以他现在的行动来看，他应该是专门负责联络有实力的军界人物，而胡瑛很可能负责联络海外的政界要人（比如黄兴），而严复应该是负责国内的立宪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