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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八十八）联省共和亦是路
听了杨度心灰意冷的回答，梁启超有些吃惊，一时竟然语塞。
梁启超和杨度本是极相熟的好友，二人初识于“公车上书”，后杨度自费留学日本，与梁启超在横滨相遇，杨度感于“国事伤心不可知”，和梁启超《少年中国说》，做《湖南少年歌》，内有“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之句，让梁启超感佩不已，由是杨梁遂结为天下至好。
虽然因为“弘宪帝制”的关系，一同追随袁世凯的杨度和梁启超一度分道扬镳，但主义之争并不影响二人的私谊。
“杨瀚之止兵柳州，这是要开始专心的经营两广了。”杨度翻过报纸看了看，苦笑了一声，“他还是真的想做这个‘高科技军阀’啊！”
“无论是高科技军阀也好，低能儿军阀也罢，只要想做军阀，国家就不会安宁。”梁启超叹息道。
“项城公故去，再无人能主我中华，以后军阀遍地，狼烟四起，两广能得一高科技军阀，总比那些低能猪脑要好得多。”杨度说着，目光落在了另外一条消息上，“他段芝泉派傅良佐督湘，说是为了响应‘湘人治湘’之民意，用心虽好，只怕效果会适得其反。”
听到杨度随口剖析时局，无不切中要害，梁启超不由得在心里暗暗佩服。
“皙子为何如此说？”
“张敬尧和唐天喜已经把湖南祸害得够厉害的了，他老段要是真心想要为湖南民众结束战乱，就不该再派一添乱的主儿过去，让水更混。”杨度叹息道，“可惜项城公不听我言，没有及早给杨瀚之以军事全权，以至于我三湘之地兵祸连结，民众苦不堪言。”
听了杨度的话，梁启超也禁不住扼腕叹息起来。
自张敬尧进入湖南出任湘南镇守使以来，张氏兄弟在湖南广植私产，大扩私军，滥发纸币，横征暴敛，搜刮民财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不但祸及草根民众，连缙绅富商也苦不堪言。而在唐天喜进入湖南之后，其胡作非为的程度较张敬尧又有过之而无不及。唐天喜为了和张敬尧抢夺地盘和财源，在湖南展开了大规模的混战。
张敬尧一直有段祺瑞的支持，他平日根本不把唐天喜赵恒惕等人放在眼里，一心等着在南方诸省平定之后，捡杨朔铭的现成便宜，当一下湖南督军。但他小看了唐赵二人的野心。在中华民国恢复后，唐天喜立刻通电全国，表示自己当初加入南方军阀行列里的目的是为了“反对帝制”，如今“恢复共和”了，他宣布重新接受北京政府管辖，请北京政府不要派兵进攻他。段祺瑞当然对唐天喜的态度表示了欢迎，特意指示杨朔铭不必进攻唐天喜。唐天喜在解除了后顾之忧之后，大喜过望之余，也做起了督军湖南的美梦，他不敢去杨朔铭的后院骚扰，却联合赵恒惕处处和张敬尧作对，最终导致双方兵戎相见。
张敬尧和唐天喜之间的混战给湖南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张唐两军杀伐之下，“……湖南七十余县之地，无地不灾，三千万人之家，无家不毁……”，“唐军先去，张军踵来，唐军既掠而过，张军且掠、且淫、且杀而后。”尤其是张敬尧所部在株洲、醴陵烧杀抢掠，无辜民众死者10余万人，“此次兵灾，尤以醴陵、株洲两地最为惨烈，醴陵历经火劫，最烈之时，大火由城镇延烧至乡村，历半月不息，环其地百余里不见人迹者二十余日，战事结束，醴陵县城仅遗二十八人”。“株洲几经巷战之后，已无一户人家，自株洲至萍乡铁路，男女老幼，尸积如山，火车竟不能过……”，“岳阳南关外一带，唐军纵火烧毁民居一千余家……凡唐军所驻之地，门窗，板壁，梁角，堂榭无不拆毁……”
1918年湖南《民国日报》如此形容本省的惨况：“……湖南人死了若干还不算，还要赔上若干财产，战来战去，战到如今，从前金装玉琢的湖南，就变成如今土焦人槁的局面。目下除了高高在上的湖南人，还能享有些微闲福外，其余的湖南人，有槁死在山腰湖畔的，有***在异国他乡的，无处不见焦土的颜色，无处可觅完全的住宅。焦土上面立着的人，不是号寒，也是呼饥，住宅里头藏着的人，不是数米为炊，也要折骸以爨，更有那离妇，望秋风而泣，老母倚斜闾而望子。种种惨状更是不胜枚举。”
湖南人民切齿痛恨张敬尧和唐天喜的暴行，时有民谣称：“白脸唐，白脸唐（指做过戏子的唐天喜），杀了我的鸡，吃了我的鹅，还糟蹋了我的老外婆。”“堂堂乎张，尧舜禹汤（均是张敬尧兄弟的名字），一二三四，虎豹豺狼！”
“张唐不除，湖南无望”，为了结束这可怕的苦难，湖南人民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驱除张唐”运动，湖南省内外所有的开明势力全都联合了起来。有社会地位的湘籍士绅，利用一切机会，向各种政治团体、在各种政治场合控诉张敬尧唐天喜等人的罪恶，并且努力发行各种刊物（如《湖南》、《湘声》、《天问》），将张唐在湖南的种种暴行广而告之于全体国人；湘籍学子则联合罢课，并选派代表分赴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请愿；长沙省城的教职员工也加入到请愿大军之中。不到一个月，张敬尧唐天喜的恶名已然举国皆知，全国各界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以及海外留学生团体纷纷声援，要求北京政府顺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