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的回答可以说一针见血，他明白的点出了老师梁启超反对社惠主义革命的原因：因为直接革命必然导致以“富人”而不是社会制度为革命对象！而这会严重破坏中国经济发展的前提！中国的历次“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任公的这个‘公定之趋向’十六条，可否给杨瀚之看过？”黄兴问道。
“没有。”梁启超的脸上现出了落寞之意，“军阀总是军阀，纵然能够开明一时，将来难保不会成为第二个段芝泉。”
蔡锷和黄兴知道新国会选举的失败带给梁启超的刺激过大，都禁不住叹息起来。
梁启超一直认为，自民国元年以来，因为议员素质太低，国会屡屡与政府为难，导致政府与自己种种良好的施政计划屡受挫折（譬如开明***，袁世凯对德宣战）。故此在袁世凯的弘宪帝国覆亡后，梁启超与段祺瑞合作，荡平杨度的帝制复辟后，即明确表示拒绝恢复被袁世凯解散的国会和被废除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梁启超的理由是：“中华民国已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所灭，今国家新造，应依照第一次革命先例，召集临时参议院，重定国会组织法及选举法后，再行召集新国会。”
梁启超认为，中华民国已经在袁世凯复辟的那一刻灭亡了。此后，是梁启超的进步党与段祺瑞的北洋武力联合革除帝制，再造了一个新国家。这个新国家与之前的中华民国不存在法统上的继承关系，所以，应该仿效辛亥革命的先例，再次召集临时参议院，制定新的法统，选举出新的国会。梁启超认为自己所要做的，就是让现政府与此前的中华民国一刀两断，旧国会自然是不要了，《临时约法》同样也不能保留；进而，新国会将由进步党控制，而不再有原来革命党势力的存在；新宪法也将基本反映进步党人的意见，而不再体现革命党人的意志。
在当时的中国人心目当中，抗倭英雄段祺瑞的为人被时人视作楷模，但梁启超并不知道的是，段祺瑞的心里并无太多民主共和的理念。段祺瑞更希望一个听从自己意志的国会出现，梁启超的“改造国会”的设想一开始很自然地得到了段祺瑞的全力支持。段祺瑞先借助梁启超的进步党“再造共和”，之后又用北洋系的武力和财力打造出了所谓的“安福系”，将梁启超的进步党彻底排挤出了国会。
对于段祺瑞这样的对待自己，梁启超的失望多于愤怒。
“别人怎么议论我我不管，我近来却发现了自己的一种罪恶，这罪恶的来源在哪里呢？因为我从前始终脱不掉‘贤人政治’的旧观念，始终想凭藉一种固有的旧势力来改良这国家，所以和那些不该共事或不愿共事的人也共过几回事。虽然我自信没有做坏事，但多少总不免被人利用我做坏事，我良心上因此无限苦痛，觉得简直是我间接的罪恶。”
梁启超主张的“贤人政治”旧观念，一是指开明***，即将国家的转变希望寄托依赖于一个“贤明”的威权领袖（如袁世凯和段祺瑞）身上；二是指精英政治，梁启超“改造国会”排挤激进革命势力，就是基于这样一种“精英政治”的理念，在梁启超看来，革命党人是出身底层的“乱暴势力”，而研究系进步党的中层精英才是能担负起国家民主转型重任的精英。
但让梁启超失望的是，他所寄予厚望的威权领袖段祺瑞，竟然会用贿选这样的下三滥手段，击破他的“贤人政治”的梦想。
现在的梁启超，可以说已经对“贤人政治”心灰意冷。
“杨瀚之和段芝泉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段芝泉对民主共和其实并不热心，但杨瀚之不同，湖南自治如果没有他一力支持，是很难变成现实的，很可能一开始便毁在那些审查委员会的人手里。”黄兴说道，“任公其实应该把这个给他看看，对他在闽桂湘赣云贵等省推行‘底层民主建设’是很有帮助的。”
“底层民主建设？”听了黄兴的话，梁启超不由得一愣。
“杨瀚之想要提高国民的民主素质，在民间搞的一种推广实验。他为此还专门弄了一个‘操作教材’出来，任公想必没有看过吧？”黄兴笑了笑，说道，“一会儿任公随我走一趟吧，我给你搞一份看看。你看了以后就能明白，他杨瀚之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了。”
此时，在北京的“中国国家社会民主党”总部，一些年青人正在兴致勃勃地读着同一本书。
“今后民国前途安危若何，则全视***之发达如何耳。”
“凡有识者，均认为我国国民素质不高，对共和、民主的认识很有限，更谈不到上升为政治信仰。其实我国国民素质不高，恰恰是长期的***体制所致，中国四万万之众等于一盘散沙，此岂天生而然耶？实异族之***有以致之也。在满清之世，集会有禁，文字成狱，偶语弃市，是人民之集会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皆已削夺净尽，至二百六十余年之久。种族不至灭绝亦云幸矣，岂复能期其人心固结、群力发扬耶！”
“开启民智，为诸君子贤达之共识。而开启民智之方法，则所见多有不同。主张‘开明***’者，认为可依靠一个开明的***政府，来提升国民的基本素质，当国民基本素质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开明***’的政府则自然消亡。另有相左之观点则认为，***政府绝不可能主动去承担开启民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