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水兵们的疯狂努力，很快“海越”号的航速便重新恢复到了20节，除了两门机关炮以外的全部火炮均恢复使用。受伤远比“海越”号为重的“海州”号也修复了两门150毫米主炮，当受伤的中国军舰轮机重新轰鸣之时，另一场战斗也即将开始。
在得到了德国战列舰的呼救信号之后，德国轻巡洋舰开始分散出动，为了赶时间，德国人没有刻意地在途中集结兵力，因此德国人的轻巡洋舰都是各自到达并投入战斗，彼此之间缺乏联系和配合。
首先出场的是“奥格斯堡”号轻巡洋舰，一位中国海军军官在报告中写道：“我们遭到一阵极为猛烈和精确的炮击。一次次齐射落在二、三十码距离上，但无一命中。有两枚鱼雷向我们射来，瞄得很准但射程不足。”中国舰队的12艘驱逐舰立即投入反击，一条鱼雷擦过德舰舰首，另一条在舰尾下方滑过却没有爆炸，吃了一惊的“奥格斯堡”号扭头躲进雾中。激战多时的中国直卫舰队此时已经急着脱离这块是非之地，但还没等中国舰队退场，“富尔特”号轻巡洋舰又登上了舞台。离得最近的“海吉”号被迫转向，回头接战，但战斗经验不足的“海吉”号官兵这一次把“富尔特”号误认作是一艘火力强大的德国装甲巡洋舰，便一边开火一边不断的向贝蒂求救。贝蒂的第一个反应是让日本人分出两艘巡洋舰前去支援，但日本人却坚决不肯分兵，而是要把舰队牢牢地集中在手上，日本人很快带着全部军舰驶来。而此时在“海吉”号疯狂的鱼雷攒射之下，“富尔特”号也不得不退却了，中国舰队再次转向撤离，两个多小时的激战已经让中国军舰各各带伤，弹药消耗也极大，很多头一次走上海战战场的中国水兵身心俱疲，战斗力严重下降，出于对同日本人合作的厌恶，“海越”号巡洋舰在向日本舰队发出了“敌舰正在快速集结”的警告信号之后，撤出了战场。
中国直卫舰队的撤出和日本舰队发来的战况报告（日本人也没有意识到是中国人揍了他们一顿）使贝蒂意识到德国战列舰队虽然遭到重创，但轻型舰艇仍然是巨大的威胁，此时的贝蒂正率领“共和”号全速向“宪法”号和“自由精神”号同四艘德国“拜恩”级战列舰激战的战场赶去，为了支援陷入困境的中国舰队，他把属于“民主”号直卫舰艇的“海南”号轻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派向刚刚发生混战的战场，支援那里的中国舰队。但贝蒂没有想到的是，他的这一命令，更加剧了战场的混乱。
因为此时日本舰队的主力舰，悄无声息的登场了。
正当日本巡洋舰队疲于应付“德国轻巡”地狱般可怕的鱼雷进攻时，加藤宽治和他的2艘战列巡洋舰以及4艘驱逐舰正徘徊在西北30英里处。他整个上午到现在都在监听湾内的电讯，从电讯显示出的信息，“天才”参谋长佐藤铁太郎判断出了巡洋舰队与中国雷击舰队之间发生了“误会”，也知道中国舰队“正在陷入困境”。中国人在4个小时的时间里只是断断续续地向西挪动了17海里，现在又在离赫尔戈兰岛仅19海里的敌方腹地被德国人拖住了。德国援兵显然“正在不断到达”，已经出现了四艘德国巡洋舰，其中一艘有可能是大型装甲巡洋舰或者是战列巡洋舰，也就是说，即便“鞍马”号和“伊吹”号在场，也不足以确保占据上风（希佩尔是德国战列巡洋舰队司令官，也是赫尔戈兰湾的最高守将）。糟糕的是，根据加藤宽治手头的潮汐时刻表，他清楚地知道德国人在午后不久就可以出动战列巡洋舰，届时若是面对德国公海舰队自日德兰一役后残存的战列巡洋舰的阵容，他的2艘“准战巡”也只不过是螳臂当车而已，自保尚且存疑，更不用说支援了。
加藤宽治在“鞍马”号的舰桥上来回地踱着步，作为日本舰队的最高级军官，胜败就取决于他的一个决定。而眼下要作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他现在无法坐视自己的前卫巡洋舰队遭到敌人围攻而无动于衷，但如果挥师前进，就会将自己暴露在德国人的战列巡洋舰以及水雷和德国潜艇的威胁之下，此时的他，考虑的已经不是如何捡中国人的便宜了，而是如何使自己的舰队在这场混战当中全身而退。
“我认为德国潜艇的威胁不大，因为现在海面非常平静，雾已经散了许多，德国潜艇伸出水面的潜望镜很容易被发现，因此潜艇不太敢过于接近我们的船以避免挨撞，况且潜艇的水下速度尚不足以追踪高速前进的巡洋战舰。”
佐藤铁太郎知道加藤宽治在担心什么，用恳切的语气对他说道。
加藤宽治皱了皱眉，看了看腕上的手表。
由于德国重型舰艇的出港时间已经临近，留给他考虑的时间并不多。
“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做？我应该前去支援和索敌，但如果损失一艘宝贵的巡洋战舰，全体日本国民都不会宽恕我。”加藤宽治叹了口气，似乎为自己原来想要捡便宜的想法而感到后悔。
“我们一定要去。”佐藤铁太郎用坚定的语气回答道，“刚才中国人的电讯里还说过他们曾经遭遇过德国人的战列舰，现在还没有涨潮，德国人的重型舰艇不可能出动，我认为他们碰到的，是已经受伤想要逃回赫里果兰湾的德国战列舰。如果我们现在赶过去，还来得及将他们送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