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活动的基础上，青年们先后创办了《少年中国》月刊、《少年世界》月刊以及《星期日》周刊，先后出版“少年中国丛书”30余种；《少年中国》月刊畅销九省，远至日本，影响力与《新青年》并驾齐驱；又成立了“平民教育讲演团”，倡导推行了“新村运动”实践、“工读小}说就互助团运动”实践。
“我们‘少年中国’的理想，不是死板的模型，是自由的创造，不是铸定的偶像，是活动的生活。我们各个不同的‘少年中国’的理想，一定都集中在那光明里成一个结晶，那就是我们共同的‘少年中国”大家都在共同书写这一部‘少年中国’史。我们理想中的‘少年中国”就是要使中国成为未来的大同世界的一部份，使中国人民的风格，制度和学术生活等等都能适合于世界人类进化的潮流。”
“但要救国而又不及政治，乃是其中具有言行上的矛盾的。本会会员中有信仰国家主义的，有信仰社惠主义的，有信仰安那其主义的，而且各会员对于他自己所信仰的主义，非常坚决，非常彻底。如果学会的活动局限在社会活动中，信仰的不同并不是非常要紧的事情；但倘若涉入到政治活动，信仰的不同就足以造成学会的分裂。象甲会员理想的少年中国，容或是过去的德意志；乙会员理想的少年中国，容或是现今的俄罗斯。所以，本会搞社会活动还是搞政治活动、能不能搞政治活动，当有定议。”
“这种主义信仰的不同，不是坏事，反是好事。因为我觉得现在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无论在什么主义之下，都不能生存。要想中国人有适应多种主义的能力，非先有一番预备工夫不可，换言之，我认为当日国人的思想陈旧，不足以成为任何主义生存的基础土壤，故而首要之务不是决定采取何种主义去进行政治活动，而是先必须用社会活动来更新国人的思想。单纯地抄袭美国宪法，模仿英国政治，是不能成功的。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一切主义必须的预备工夫，先决问题，这个预备功夫，就是革新思想，改造生活。我不是反对鼓吹主义，我是反对专鼓吹主义而不设法训练。少年中国学会的任务便是从事各种主义共同必需的预备工夫。把这第一段路走完了，再商量走第二段的路程。”
“列宁的俄国定会导致国家权力入侵私人生活，该国列宁等所奉的马克思之国家社会主义，采集产制度，国家权力甚大，究竟与个人自由，有无妨碍，实是一个疑问。我极反对机械的个人生活，受这种劳农政府支配的国民，处处都有一种国家权力紧紧跟随，个人生活便成一种机械了。”
“现今的中国到底应该如何？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既非共和也非复辟。如此这般的所谓政治革命对于改造中国完全无能为力，这在过去业已被证明，现在也在被证明着。所以，吾人必须为之努力的，只有社会革命之一途。”
“我们要创造一个天机活泼的生活，打破形式主义，打破不自然的个人生活，我本是一个极穷的小子，未曾受过家庭一文的遗产，也未用过官厅一文的公费。我所有已过去的生活，都是半工半读。这个世界是我们活动的舞台，一切不平等、不自然的束缚，我都要彻底的脱离。”
此时，一位操明浓重的湖南口音的年青人，正在那里侃侃而谈。
“我数年来的梦想新社会生活，一直没有办法。去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学生每天睡眠8小时，游息4小时，自习4小时，教授4小时，工作4小时。一边读书、一边工作的‘工读主义”是一种创造性的新生活；这种新生活，是创造新社会必需的细胞。”
“我希望，新学校里的学生，能够成为创造新社会的种子，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亦渐多。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此种‘新社会’的蓝图，当要有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医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此种新社会，就是一个个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人人平等，互助友爱的‘共有主义’细胞。”
听了这位名叫刘德声的青年关于“新社会”的构想，江雪莹的眼中闪过一丝讶异之色。
此时，江雪莹并不知道，在遥远的广州，另一位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正在给那位《民权操典》的作者，讲述着她在北京的经历。
“在‘少中’会的时候，实在没有给人留下半点不良的印象。这与当时很多人所过的党人政客的生活，和政治上一切勾心斗角的把戏，真是截然不同，而具有充分的人味。”
坐在岸边礁石上的杨朔铭，一边听着面前姑娘的讲述，一面仔细地观察着她的反应。
傅卓瑶注意到杨朔铭一直在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她的心里不由得一阵慌乱，但语调和语气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虽然大家对现实政治往往有自己独立的认知，但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底线，就是学会达成理想的‘少年中国’的手段，绝不能是政治的，而只能是社会的。”
“青年人的性子都比较急。”杨朔铭注意到了她雪白的脖颈间泛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