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那些他针对自己所进行的“专门培训”。
她又想起了他象老鹰捉小鸡一样把自己从沙发上抱起来，三步并作两步冲进卧室，把她重重地丢在床上的时候。
他总是愿意用她的丝袜把她的双手紧紧的捆到床头上，然后把她的长裙撩起来，把她的脸蒙上，或者用丝巾蒙上她的眼睛，然后把她的两只脚也捆在床脚，把她扯成一个巨大的“火”字。
她从这种被他捆绑起来的游戏中所获得的刺激，是她以前从来没有接触和体会过的。
特别是眼睛被蒙上，使得他的每一次触摸她都毫无防备。她总是一边抵御着那双强有力的手带来的阵阵麻痒，一边想象着那条让她又想又怕的巨大武器深入自己的样子。往往没有等到他大规模的攻入，她便已经舒畅得全线崩溃了……
“对不起。”男同志有些抱歉的声音将她从往事的思绪当中拉了回来，“不要难过，安吉拉?克里斯蒂娜同志，捷尔任斯基同志会带领我们为他们报仇的。”
张雅婷迅速的将自己的表情从悲伤转换到了坚定，现在她在这方面的技术，经过杨朔铭的训练，已经变得炉火纯青了。
而只有这样的技艺，才能让她在“契卡”面对众多特工人员做到游刃有余。
很快，张雅婷便来到了“契卡”的总部大楼前。
“契卡”总部在莫斯科大卢比扬卡街11号，以前这里曾是一家保险公司和伦敦一家公司的所在地。可能是因为“契卡”所带来的恐怖气氛的影响，所有来到这里的人，总是感觉到一种阴森和压抑的气氛。
张雅婷在男同志的引领下，很快便来到了“红色之剑”捷尔任斯基的办公室。
“你回来了，太好了，克里丝蒂娜同志。”看到张雅婷进来，坐在办公桌前的捷尔任斯基扶了扶眼镜，亲切地微笑着说道。
一位工作人员给张雅婷搬过了一张椅子，让她面对着捷尔任斯基坐下。
“中国党的同志们遭到了很大的损失，但不要紧，**的火种还在，我们要坚信，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捷尔任斯基看着张雅婷说道，“而你坚信这一点，克里斯蒂娜同志，所以一直没有放弃，而且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
听到敬爱的捷尔任斯基同志亲口说出这样和蔼可亲的夸奖的话，张雅婷虽然想要极力的保持镇静，但因为激动的关系，身子仍然不由自主的微微的发起抖来。
同大多数肃反委员会的初期领导人一样，捷尔任斯基也不是俄罗斯人。他1877年出生于一个波兰地主知识分子的家庭，幼年时他把自己的志向定为当一名大主教的神父。但还是在中学时他就又迷上了马克思主义，并在1895年加人了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一年后他放弃了学业，目的是“向人民学习，和他们更接近”。后来他说，他很快成了一个“能接近普通大众的成功的宣传家，比如在群众集会上，晚上在小客栈里和其他一些有工人聚集的地方”。捷尔任斯基称自己是“民族主义者的死敌”。1900年，他成了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该党领袖是罗莎?卢森堡。这个党不是主张波兰独立，而是主张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以及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合作。任何一种形式的折衷对捷尔任斯基来说都是不能容忍的。捷尔任斯基曾经不止一次的说道：“我不能用自己的一半去恨，一半去爱，我不能只奉献出灵魂的一半，我要么贡献出我的一切，要么什么也不付出。”
在经过了20年的囚禁（其中有11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多年的流放、飘泊和三次逃跑之后，捷尔任斯基终于获得了自由，并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先是以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代表的身份，而后他在1917年夏的党的代表会议上被选入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后来捷尔任斯基又积极参加了十月**。
在担任肃反委员会主席一职的第一年，捷尔任斯基工作、吃、住都在卢比扬卡自己的办公室里。因为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严于律已的作凤，他得了“铁费利克斯”的绰号。
捷尔任斯基及其领导的肃反委员会，同反**斗争的主要手段是1917年12月20日经人民委员部认可的，即“没收财产、迁移、吊销供应证、公布人民敌人的名单，等等”。而恐怖手段则成了肃反委员会的主要武器。列宁没有想到**后他所面对的反对势力的规模会如此之大，他很快便意识到，为了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必须建立一个“有组织的专门暴力体系”。“在阶级斗争中，布尔什维克不能局限于过去对资产阶级的法律制度和道德的理解。”列宁认为，1871年巴黎公社这个十九世纪最伟大的**起义之所以失败，其主要原因在于起义者将过多的希望寄托于和解上面，而使用的暴力太少。不善于用暴力镇压资产阶级，结果是埋葬自己。列宁严厉批评了“知识分子对死刑的偏见”。他认为，人民群众有更健康的理智。早在1917年12月，列宁就赞成人民群众自己去主持审判（“街道法庭”）那些“投机分子”。他千方百计鼓励那些反对“阶级敌人”的行动，包括恐怖行动。
捷尔任斯基并非是个天生残酷之人，和列宁一样，他确实是由于对自己出身的阶级的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仇恨而热血沸腾。他对妻子说，他教育自己要“毫不手软”地保卫**。他告诫自己的助手们：“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