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学说注重人与社会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轻视科学技术、轻视体力劳动，有利于专制统治下的社会安定，但却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独尊儒术’使社会知识阶层的研究兴趣被吸引到对儒学的学习和研究。儒家lun理成为社会lun理道德的标准。儒家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说使社会上本该相辅相成的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产生脱节，也就是理论与实践脱节，于是实践环节因缺乏理论指导而难于超越经验积累的范畴，而理论探索因无实践的检验而成为无本之木，因而极其不利于科技发展。”
“儒家重义轻利、重农轻商、藐视工商业，使工商业在当时的社会地位极其低下。知识阶层不齿于投身工商，国家压制甚至掠夺商业和手工业，使工商业对科学技术的刺激作用大为减轻。”
“在专制统治下，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则有更大的危害性。人们的思想被禁锢在儒学上。与儒家一致的理论可以研究和发展，与儒家学说不一致的观点则被作为反正统的谬论而被否定、被诛杀，甚至连研究者都有性命之忧。于是社会的学术思想趋于单一化及僵化。”
“在汉代以后的中央集权专制的社会里，科学技术的发展有慢于秦汉时期的趋势。这与儒学正统地位的确立有直接关系。而在中央集权衰弱、群雄并起的时期，争夺天下的群雄并不会遵守儒家lun理去讲‘温、良、恭、俭、让’。于是儒家正统思想的枷锁被打破，其它思想开始争鸣，学术界出现新的活跃局面，为科学技术的发展解除了思想束缚。”
“在这里，我还要讲一下，中国的中央集权专制社会的科举制度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
“在中国，科举取士做为知识分子进入仕途的途径，激起了众多学者的学习热情。然而在儒学为正统思想的中央集权专制的社会里，科举以儒家经典为主，取士为维护中央集权统治服务。因而无数的宝贵人才被误导、被耗费；无数知识分子被造就成儒士，使中央集权专制得以持续发展。”
“中国的皇帝们很早就意识到，仅有儒学作为中央集权专制的思想武器还不足以巩固中央集权专制统治。社会还必须为社会精英提供进入仕途的机会，将他们编织进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否则社会精英们将产生破坏中央集权专制的巨大破坏作用。象著名的三国时期，诸葛亮、徐庶、庞统等闲散的知识分子演出了惊天动地的一幕，显示了他们的巨大力量。不知是否有直接因果关系，到了隋唐时期，中国便出现了科举取士制度。”
“科举制度显然比看门阀出身更加公正，它为平民阶层进入仕途提供了途径。科学制度的本身并没有问题，真正的问题是科举主要考核什么科目。在中央集权专制的一统天下，诸子百家被罢黜，儒学被独尊以利于维护中央集权专制。儒学经典是考生重点研习内容；儒学lun理是考官判别优劣的标准。‘学而优则仕’以及进入仕途之后的丰厚收入形成对知识分子的强烈诱惑。为此，科举制度实行以后，全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被吸引到了科举这座独木桥上。科举制度成为向知识分子灌输儒家教义、向全国普及儒家lun理的强有力的手段。因此科举制度的实行比行政上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命令更有效地罢黜了百家、独尊了儒术，使儒家这一有利于巩固中央集权专制的学派不断发展、壮大，至今仍在发生作用；中央集权专制也成为中国‘天下一统’时期的主要政体。中国的科学技术也进一步进入了难以发展的社会环境。”
“在这样的科举制度实行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们终日忙于死记硬背古籍，以图做官发迹。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而一旦金榜题名梦想成真，官场的繁文缛节、明争暗斗又占据了他们主要的时间与精力，使他们很难再有精力与闲暇去思考有关科技的问题。而科学技术缺少知识分子去总结、去研究是不可能迅速发展的，技术没有知识分子去革新、去提炼，是不能进步的。于是犹如釜底抽薪，科举制度抽去了知识分子这一科技发展所需要的干柴，使科学技术的火焰难以熊熊燃烧。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再一次受到了打击。到了明清时期，科举以八股文取士，进一步禁锢了知识分子的思想，造就出来了一大批思想僵化的官僚，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科学技术的衰落。”
“考察一下明代的著名科学家的成才之路，我们就可以见到科举制度对科学技术的危害。象徐光启，在中了举人的40岁以后才开始科学研究，成为农学、数学及天文学家；宋应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