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8月，中国共（布）党负责人之一刘克思给领袖何向仲的书信：
“……当时在长沙、武汉、广州等城市，工人运动中的左倾错误是很严重的。倘若你们看看汀州的工人运动是‘左’倾得‘岂有此理’，倘若某某同志咒骂白区民营企业的工人‘要求过了’、‘不努力工作’，是‘左’倾得‘糊涂’，那我就要告诉你：这还算不了什么！今年武汉、长沙、广州工人的‘左’倾错误，比这还严重到十倍！提出使企业倒闭的要求，工资加到骇人的程度，自动缩短工时到四小时以下（名义上或还有十小时以上）。随便逮捕人，组织法庭监狱，检查火车轮船，随便断绝交通，没收分配工厂店铺，这些事这在当时是较平常而且是极普遍的。工会是第一个政府，而且是最有力量，命令最能通行的政府，他的权力有时超过正式政府，您总听说过吧？……这些事干起来而且越干越厉害，在社会上、政治上、经济上、人心上要发生严重的影响，这是无疑的。企业的倒闭，资本家的关门、停业与逃跑，物价的飞涨，物资的缺乏，市民的怨恨，兵士与农民的反感（当时有许多小城市的工会被农民捣毁，而且是农民协会领导的），军人与学生及民间团体的非难，就随着这种‘左’倾的严重程度而日加严重起来。而工人运动当时是我党党员负责的，这一切非难，就都加在我党身上。人们并不责备工人，而责备这是出于我党的指示，这就影响我党与各方面的关系。现今武汉失业工人救济局有过一份统计，称日前武汉有失业工人14万人；武汉地方政府内部的报告中，民政部长陈光远则有另一个数据：‘失业的将近二十万人。’统计局所估计的数据，则是‘失业的工人现共有三十万之多。’”
“据张托立同志报告：工人们不但以武装化的纠察队封闭商铺厂店，强迫店主厂主接受自己的要求，而且手工业工人和店员向雇主算账，不仅要求增加以后的薪水，而且要求补加以前的薪水甚至算至几十年前的，所加的又比原薪多好多倍，这样激进的结果，自然只能是雇主关闭商铺厂店逃亡。张托立同志还记载了运动的一种恶性循环——随着工厂的纷纷倒闭和雇主的纷纷逃亡，失业的工人越来越多，其结果就成了工人们一方面要工厂复工，才不致失业，另一方面又提出一些迫不及待的经济要求，使企业更难经营——失业时间越长，工人生计越艰难，迫不及待的经济要求就提得越高，企业就越不敢重新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