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根据财政部情报局的统计资料，刘文彩在四川富户当中，目前位居第四十二位；他名下有5000余亩地，以及若干商铺和房产。
刘德升等人当然明白，财富的多少本身并不是判断某人好坏的标准。真正的标准，是获取财富的手段是否合法。刘文彩在30岁以前，走的其实也是绝大部分中国农民jing打细算勤俭持家的发家路线。他1887年出生在大邑县安仁镇，当时家里有田产30余亩，务农之余还经营酿酒作坊。弟兄七人，刘文彩排名第五，他本人文化不算高，读过几年si塾后就回家务农，农闲时则走街串巷卖酒。几年后，刘文彩略有储蓄，又与族里人合资开了一家烧酒坊和一座水碾。而后来兄弟刘文辉的崛起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1922年的冬天，35岁的刘文彩走出了安仁镇，前往宜宾担任府船捐局局长，正式成为刘文辉后方的“聚敛大员”。此后，刘文辉军旗帜所到之处，凡与聚敛有关的要职，全部集于刘文彩一身。为刘文辉聚敛政治经费和战争经费，成为刘文彩此后最主要的工作。
为了给兄弟刘文辉聚敛钱财，用来扩大队伍和政治jia际，刘文彩在敛财方面可谓不遗余力。据刘德升等人的调查，川南地区存在着150多种名目的税捐，仅在宜宾收集的税票和当地人民的控诉，刘德升就知道确实可靠的名目达四十四种，其中有“jinva捐”、“懒捐”、“锄头捐”、“厕所捐”等等，其中一些的名目可以说闻所未闻，故而，宜宾民间有“自古未闻屎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的谚语。刘文彩还把多如牛a的捐税，用各种形式摊派到普通群众身上。刘德升等人通过调查暗访得知，宜宾城里买一张戏票，就要负担“娱乐税”、“印a税”、“伤兵亡友费”、“警士寒衣捐”、“政教经费”等14种名目的附加税。刘文彩控制下的川南，和中国其它省的一些地方—样，也大搞田赋“预征”，根据刘德升等人搜集的税票，刘文彩贞地已经向川南农民“预征”到了1934年的田赋
苛捐杂税和预征田赋的搜刮办法仅仅是一方面，由于刘文彩早年有丰富的经商经验，所以，他的敛财手段，除了多如牛a的苛捐杂税之外，还另有一手，即利用自己的权势，经营垄断投机贸易牟取暴利。
刘文彩刚一上任，便出资50000银元兴办“义和”银号，而仅仅不到两年时间，50000元的本钱就翻了好几个滚，回到了刘文彩的钱柜中，到了1924年，“义和”的规模已经极为庞大，本金突破百万，并且很快攀升到一千万，并在重庆、自贡等城市开设分号。经过刘德升仔细认真的调查，他认为刘文彩的“义和”一开始做的是“正经生意”，“是正常经营，以存款、放贷和汇兑为主要业务，兼做一些贸易”，但“没能做多久，随着政坛风云的急剧变化，刘文彩的经营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
刘文彩利用“义和”开始不择手段地捞钱，经营业务全部纳入投机贸易领域。本来是做“正经生意”的刘文彩这时转而从事“地下经济”，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投机商。
经过历时半年多的调查，刘德升等人得知，为了达隐蔽的目的，刘文彩要求：“决定不用‘义和’的招牌，改换若干个各地不同的牌名，仍以宜宾为总号，内部统一管理，以便于隐蔽财产，做到下网快，起网快，结束容易，且在结束时不造损失。业务经营只注重囤积、贩运、销和变相高利贷。”而且业务经营只注重囤积、贩运、销和变相高利贷，以求最大限度地追求短期敛财效果。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刘文彩硬性规定各商号“只许赚钱，不许亏折”，年利率不得少于百分之五十，规定“囤积不限资金，经营不择手段”，达成这一“盈利”目标的基本办法，则是靠买断货源来垄断囤积，譬如设在叙府的“长发元”商号，把ya材中常用的、大宗的、价平的品种如当归、天麻、半夏、川芎等，在云南、川西等地买断货源，囤积待价，有时nong得各地ya商只好仰承“长发元”供应，用这种手段，刘文彩囤积的ya材等土产，牟利最多可达百分之八十。除ya材、山货之外，刘文彩依靠兄弟的枪杆子和手里大量的赋税，垄断的产业还包括食盐、棉a、高利贷等。在刘文辉的防区内，几乎所有赚钱的行业，都能看到刘文彩这只官商一体的垄断巨鳄的存在。
刘德升在给经济调查局的报告中不无悲愤的写道：“有权力开道，刘文彩在商海任意驰骋，普通商人根本无力与之抗衡。刘文彩做起ya材生意，‘德顺生’、‘富元亨’等十余家ya号便不能不垮台。刘文彩做运生意，‘植丰’轮船公司、‘合众’轮船公司就不能不关en。官商于自由竞争之害，刘文彩堪作一例。”
但刘德升通过调查知道，苛捐杂税也好，囤积居奇也罢，其实都不如刘文彩在川南的鸦片生意赚的钱多。
刘文彩还有一个兼任的职务，叫做“川南禁烟查缉总处”处长。该职务的责任，本来是响应北京政fu1923年的一项决议——自1923年起，在两年之内禁绝国内的鸦片。
但刘文彩任职期间的做法，却不是积极禁烟，而是积极地利用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