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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不走这位希特勒先生设计的道路，也许是好事。”杨朔铭忽然说道，“对这个世界，也许也是好事。”
听了杨朔铭的话，周冠笙、水井、“降龙”、江雪莹等人都显得有些惊奇。
“那就是说，瀚之是不希望咱们中国，也走法西斯主义的道路。”周冠笙最先明白过来杨朔铭的意思，笑着说道。
江雪莹看着杨朔铭，知道他可能是受了国内最近关于“民主与独裁论战”的影响，所以才说出这样的话来。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大萧条”不但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影响，也在中国的思想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对于中国出现的“经济阵痛”，关于中国目前实施的政治制度是否合适的论战再次开始，最后集中到了“民主”与“独裁”哪一个更适合中国的论战上来。
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撰文认为，绝不相信中国的现状是民主能够解决的。蒋氏的意见，中国要强盛图存，“唯一的过渡方法是个人**”。其理由是：“第一，中国的现状是数十人的**。市是**的，省也是**的。人民在国内行动不过从一个**区域行到另一个**区域。至于权利的保障，处处都是没有的。我所提倡的是拿一个大**来取消这一些小**。大**势必取消各地小**，不然，大**就不能存在。第二，我们以为个人的**来统一中国的可能比任何其他方式可能性较高。如有地方军阀试图以握兵柄而割据地方，那末，唯独更大的武力能打倒他们。”
丁文江也认可蒋廷黻的观点，他推崇独裁体制的理由是：“我们当前的问题是不但政治没有脱离革命的方式，我们的国家正遇着空前的外患，和空前的经济恐慌。我们如何改革我们的政治，才始可以生存？陶孟和先生说过，‘意德诸国的独裁政府是一种危机时代的政府。欧洲大战之后，各国百孔千疮，社会、经济、财政、产业，无不陷于不可收拾状态之中。在一个政府硬闯，瞎撞差不多要束手待毙的时候，于是一个最能应用心理的人，因缘时会，便做了选克推多。我们应该注意，所有现在欧洲独裁的国家，即发现危机的政府的国家，全都是民治经验最短，民治的传统最脆弱的国家’。这是历史的教训。我们民治经验的短，民治传统的弱，当前危机的大十倍于欧洲任何的国家。在这种状况之下，我们应该想想，那一种政治比较的容易实现，比较的可以希望使我们可以渡过空前的难关。陶先生说我是‘实际主义者’，这是不错的。请问当今之时，知识阶级还不讲实际，难道我们甘心去做南宋亡明的清流吗？”
丁文江这番话，表明了19世纪30年代大批信仰民主、自由的知识分子，受欧洲兴起的法西斯主义影响，选择去拥护乃至企盼一个强有力的独裁政体的出现的根本原因。蒋廷黻和丁文江不否认独裁是一剂毒药，民主才是良药；但民主政治是一种繁琐的程序化政治，缓不济急，已然无法满足迫在眉睫的救亡图存，丁氏也只好寄望于独裁这剂毒药，能够“使得要吞噬我们的毒蛇猛兽，一时不能近前”，至于以后的副作用，只好留待以后再说了。
清华大学教授钱端升的文章，则题名为《民主政制乎？极权国家乎？》。文章的具体内容，钱氏开篇就有交待：“我于这篇文章中将先论民主政治的衰颓，次及现代各种比较成功的独裁的内容。从两者的比较中我将探索在最近将来或可流行的制度，从而更推论及中国应采的制度。”
钱端升认为，民主政治的衰败是必然的。随着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在经济上越来越多地奉行民族主义，以至于“没有一个国家敢长取一种放任的态度”，而“民主政治是不宜于统制经济的，故民主政治的衰败将为必然的趋势。”换言之，钱端升认为计划经济才是大势所趋，而民主政治不能适应计划经济的需要，所以其衰退是必然的。相反，苏维埃制度和法西斯制度“俱要比民主政治较适宜于统制经济”。对于未来的世界会采用何种政治制度，钱氏说：“我所敢言的只有三点。第一，民主政治是非放弃不可的。……第二，紧接民主政治而起的大概会是一种独裁制度。第三，在民族情绪没有减低以前，国家的权力一定是无所不包的——即极权国家。”而在一党独裁和一人独裁之间，钱氏倾向于选择前者，理由是：“因为一党的独裁不发生继承的困难，而一人的独裁则独裁者的死亡易发生重大的变动。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在党内独裁之下，即发生继承问题，也不至如在一人独裁制之下那样严重的。”钱氏还说，“大家对于独裁也不必一味害怕”，独裁不见得比不上民主政治，虽然独裁会严厉剥夺许一些人的自由，“如苏俄之于资本家，德国之于犹太人，然它们之能为大多数人谋福利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换言之，钱端升认可那种以自由换福利的独裁模式。对于未来的中国应该采取何种政治制度，钱氏说得很明确，他呼唤独裁政治，而且希望国人不要再提倡什么民主政治了：“究竟进步党是否有独裁中国的可能，如果没有，何人或何党将为中国的独裁者，这些是本文范围以外之事，故不必再予推测。我所要重复说的是：中国需要生产上极敏捷的进步，而要达到这目的则最好有一有力，而又以全民族的福利为目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