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这个国号是由孙中山最早提出的。1904年，孙中山在美国用英语发表《中国问题之真解决》演讲时，用了“中华民国”一词的英译：“nationalepublicofa”。1906年12月2日，同盟会在东京召开纪念《民报》创刊一周年大会，孙中山在演讲时，第一次用汉语提出“中华民国”这个名称。次年，为宣传反清排满革命思想，大学问家兼大革命家章太炎在《民报》第十七号上发表《中华民国解》一文，“中华民国”这一名称从此为更多人们所了解。为了证明此国号名称之“名正言顺”，章太炎引经据典，广征博引，从历史文献中找到很多直接和间接材料，指出只有“中华民国”这个称号才是最好最恰当的国号，是独一无二的最佳选择。在选择和宣传“中华民国”这个称号的问题上，孙中山是最早提出而且从法理上给予论证，章太炎是从历史文献和文化渊源中寻找证据，使其进一步合法化并获得文化上的正统化。1916年7月，孙中山在上海作题为《中华民国之意义》的演讲时强调中国的国号是“中华民国”而不是“中华共和国”，是因为“民”字的意义。欧美的共和国创建远在中国之前，孙氏认为，“二十世纪之国民，当含有创制之精神，不当自谓能效法于十八、九世纪成法而引以为自足。”孙中山根据自己多年对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的研究，认为共和国体虽然是当时盛行于欧美的代议政体，但仍有其弊病。他要在中国实施直接民权，强调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一点，所以要定名为“民国”而非“共和国”，而其英文的表述则为：“nationalepublicofa”。显然，孙中山要坚持共和国的根本原则、即国家主权属于全体国民所有的人民主权原则，并希望借鉴瑞士、美国等国发展民主的经验，来补充代议制民主政体的不足：“更有进者，本党主张之民权主义，为直接民权。国民除选举权外，并有创制权、复决权及罢免权，庶足以制裁议会之**，即于现行代议制之流弊，亦能为根本之刷新。由此，这‘中华民国’中的‘民’字绝对是核心内容，不可不用。”
在袁世凯恢复帝制，建立“中华帝国”之后，孙中山在广州为发表演讲，再次提及这个问题：“……诸君自然知道‘中华民国’和‘中华帝国’之不同，帝国是以皇帝一人为主，民国是以四万万人为主。”孙氏认为，从中国的领土、人民和国家主权的同一性和历史连续性来看，“中华民国”是与“中华帝国”相联系和相比较而存在的。中华民国的领土、国家主权仍然是“中华帝国”原来的领土和国家主权，但这些过去属于皇帝个人，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是也；而“中华民国”的领土则是“普天之下，莫非民土”，“中华民国”的人民则是“率土之滨，莫非国民”了。“中华帝国”的国家主权属于皇帝个人，而“中华民国”的国家主权已经属于全体国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和孙中山在政治上和法理上对“中华民国”的解释角度不同，章太炎更注重的是历史文化渊源，他在《中华民国解》中说，吾国之名为“中国”，始见于《禹贡》：“中邦锡土姓。”《史记》：“中国锡土姓。”郑康成曰：“中即九州也。”孙星衍曰：“史迁‘邦’作‘国’者，非避讳字，后遇‘国’字率改为‘邦’，误矣。是《禹贡》‘邦’字，当从《史记》作‘国’。”后世遂沿用之。如《左传》僖公二十五年，仓葛曰：“德以威中国，刑以威四夷。”《礼记?王制》：“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在《诗经》中，则有“惠此中国，以绥四方”之句，《毛传》解曰：“中国，京师也。四方，诸夏也。”因此，章太炎在《中华民国解》中对“中国”一词是这样解释的：“中国之名，别于四裔而言。印度亦称摩伽陀为中国，日本亦称山阳为中国，此本非汉土所独有者。就汉土言汉土，则中国之名，以先汉郡县为界。然印度、日本之言中国者，举中土以对边郡；汉土之言中国者，举领域以对异邦，此其名实相殊之处。”
至于“华”之用，当见于春秋之时，如《左传?定公十年》：“夷不乱华。”而“华夏”之说，按照章太炎的解释，谓“华”取自华山；“夏”取自夏水。在《中华民国解》中，章太炎写道：“诸华之名，因其民族初至之地而为言。世言昆仑为华国者，特以他事比拟得之，中国前皇曾都昆仑与否，史无明征，不足引以为质。然神灵之胄，自西方来，以雍、梁二州为根本，宓牺生成纪，神农产姜水，黄帝宅桥山，是皆雍州之地。高阳起于若水，高辛起于江水，舜居西城（据《世本》，西城为汉中郡属县），禹生石纽，是皆梁州之地。观其帝王所产，而知民族奥区，斯为根极。雍州之地，东南至于华阴而止；梁州之地，东北至于华阳而止。就华山以定限，名其国土曰‘华’，则缘起如此也。其后人迹所至，遍及九州，至于秦、汉，则朝鲜、越南皆为华民耕稼之乡，‘华’之名于是始广。‘华’本国名，非种族之号，然今世已为通语。世称山东人为‘侉子’，‘侉’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