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斯大林的政治野心。我刚才和你们强调过斯大林特别记仇。不过，我认为，贪得无厌的权力欲，才是斯大林最主要的特点。我记得那是1928年的一天夜里，那时我还是政治局委员和共产国际主席，我悄悄拜访过加米涅夫，以表示我对他的支持，以及反对斯大林及其卑劣阴谋活动的立场。在我与加米涅夫谈话时，我曾用了这些话来形容斯大林：‘他是一个不讲原则的阴谋家，世界上的一切，全部都要服从他的权力欲……他时刻准备改变自己的观点，只要这样做有助于他除掉你和我……他一心想着的就是抓权。为了巩固权力，他暂时向我们让步，但以后却会把我们都扼死……斯大林只会报仇，他怀里时常都揣着一把匕首。’”
“您的这个评价是实事求是的，因为它不是为某个群众大会准备的，也不是为了蛊惑人心，而是单独说给一个本身也非常了解斯大林的人听的。”周冠笙点了点头，示意那个俄国人——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继续说下去。
“现在回过头来看，斯大林消灭布尔什维克‘老近卫军’的决定，是他整个篡党夺权行动的必然结果。开始，他满足于把对立派领袖放逐到西伯利亚和监禁在集中营里。但这仅是暂时的，因为他正忙于巩固自己的**制度。这一目的达到后，他就认为自己的地位稳固，于是开始毫无忌惮地向潜在的对手们下毒手。这些人一个一个被杀害，彻底地、永远地退出了政治舞台。”
“对斯大林来说，暗杀基洛夫是审判和镇压老布尔什维克所必不可少的步骤。而这阴谋发生在1934年，也决非偶然。这一年，我们的国家刚刚从深重的经济危机中挣扎出来，而国家之所以陷入这一危机，就是因为期大林在工业化和集体化道路上采取了盲目冒进的政策。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全面经济改造这一构想，首先是由托洛茨基提出来的。那时，斯大林还坚决反对过这种构想。他甚至在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声称，修建第聂伯水电站对苏维埃俄罗斯来说，恰如一个俄罗斯乡下佬试图卖掉奶牛去买留声机。可是到后来，当他宣布反对派分子不受法律保护之后，他却改变了对这一思想的看法，更甚的是，他居然将这一构想据为已有。而且，既然托洛茨基坚持认为农业集体化要根据工业为大规模集体农庄生产提供必需的机器的能力而逐步实现，那么他斯大林就干脆来个‘全盘集体化’运动。在这件事上，也与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一样，斯大林极力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比托洛茨基更彻底、更不妥协的革命家。”
“斯大林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也使用了老一套的恐怖手段和强制手段。他拒绝承认一个简单的道理：皮鞭不能代替拖拉机和康拜因。农民对集体化的抵制，使国家濒临经济崩溃的边缘。斯大林便以大规模镇压来回答农民的抵制。但这种镇压迫使许多省份的农民纷纷拿起刀枪作斗争。在北高加索和乌克兰的某些省份。为了镇压暴动，政fu动用了武装力量，甚至是坦克和军用飞机。”
“然而，红军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农民子弟组成的。他们明白，当他们在这个地区镇压暴动时，另一个地区的部队也在用同一手段镇压他们的父母兄妹。因此，小股红军投奔起义农民的事件屡屡发生。也就不足为奇了。在北高加索，一个飞行大队拒不起飞去轰炸暴动的哥萨克村庄。结果，这个飞行大队被解散，一半人员被枪决。斯大林的追随者之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副局长阿库洛夫也很快被撤职，因为他未能及时派出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的部队去援救一个被围困的团，致令这个团被暴动的哥萨克人全部歼灭。无一生还。负责镇压暴动和指挥扫荡工作的国家政治保安总局边防军司令员弗里诺夫斯基，在政治局会议上汇报说，在北高加索的河流里，顺水漂下的尸体数以百计——讨伐部队的损失就是如此之大。同样，暴动被镇压下去的情景也惨不忍睹。成千上万的农民未经审判就被枪决。几十万农民被流放，在西伯利亚的集中营里慢慢等死。”
“我知道，那一天曾有大量的俄国农民逃亡到了哈萨克省，向我国政fu寻求保护。由于难民数量太多，给哈萨克省政fu带来了很大的压力。”水井点了点头，说道。
“是这样的。”布哈林继续说道，“全盘集体化的另一恶果，是席卷昔日欧洲大粮仓乌克兰，以及库班、伏尔加河流域和国内其他地区的大饥荒。就连那些经常称颂斯大林制度的外国记者，也认为死于饥饿的人数在五至七百万之间。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呈报给斯大林的统计数字是三百三十万至三百五十万。发生这种令人胆寒的大规模死亡的原因，并不是什么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灾害，而是**者的无知和专横。他既没有预见自己行为后果的本事，又对民众所受的疾苦无动于衷。西方新闻界把这次灾难诙谐地称为‘有组织的饿肚皮’，的确是不无道理的。”
“我记得，当时苏联报刊对这一震惊全国的大规模饥荒只字不提，只是大肆宣扬‘英明的和敬爱的’斯大林的工业化成就。那时，新闻检查严厉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外国新闻记者也被禁止到莫斯科城外和郊区采访。”水井说道。
“是的，在国内，几十万少年儿童无家可归，四处流浪。他们的父母或死于饥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