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审判’过图哈切夫斯基的‘法官’中间，只有两个人活了下来，即布琼尼元帅和沙波什尼科夫。布琼尼过去是沙俄哥萨克军队的一名士官，后来参加了革命。早在国内战争期间，他就成了斯大林的知已和酒伴。此人脸皮特别厚，不擅长高谈阔论，却精于纵酒狂饮和猎取女人——特别是手下的女秘书。”
“胡子很大，脑子很小的布琼尼，呵呵。”中国人笑了笑，“对这样一个布琼尼，斯大林当然是无须顾虑和提防的。”他想了想，问道，“亚历山大？叶戈罗夫的情况怎么样？我们好久没有得到关于他的消息了。”
“斯大林在为了贬低托洛茨基和突出自己而篡改国内战争史的时候，曾多次求助于叶戈罗夫，让叶戈罗夫为他充当‘不偏不倚’的证人。斯大林有四个经常聚首的酒友。叶戈罗夫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的聚会通常是由布琼尼代替斯大林出面，在布琼尼的别墅中进行。斯大林成为至高无上的独裁者后，几乎拒绝了所有老朋友的这类阿谀奉承之举，但同叶戈罗夫的友谊却始终保持不变。而且，斯大林与叶戈罗夫之间还是以‘你’相称，就象是推心置腹的知己一般。所以，当斯大林开始有步骤地屠杀红军高级将领之时，我们这些‘消息灵通’人士都没有想到，这把屠刀会砍向叶戈罗夫。”
“1937年夏天，我的一位好友在国内休假后回到了西班牙。他同叶戈罗夫的女儿很要好，所以很了解有关叶戈罗夫的情况。他给我讲了这样一件奇怪的事情。”
“除掉图哈切夫斯基之后，斯大林建议叶戈罗夫去占用死者的豪华别墅。但叶戈罗夫摇了摇头，谢绝道：“不用了，谢谢！我这个人，有点迷信……’他没有想到，斯大林既不会放过谨小慎微的人，也不会饶恕讲迷信的人。1938年底，叶戈罗夫突然被免去国防部副人民委员的要职，接着就永远地失踪了。”
“失踪了……”中国人点了点头，没有再问。
“经过这番清洗，红军高级将领已经所剩无几，但斯大林还不肯罢休，他命令内务部继续一批接一批地逮捕军队的中高级干部。这是他所采取的特殊的预防借施。斯大林认为，躲过了镇压的高级军官们是不会忘记自己战友的惨死的，而且会时刻担心自己遭到同样的不测。用斯大林的话说，这种思想状况是‘不健康情绪’。而要消除这种‘不健康情绪’，斯大林认为只有一种手段——斩草除根，赶尽杀绝。”
“事情还不仅仅局限于军队。这股无法无天的恐怖浪潮已经席卷了全国各地和各个领域。根本不可收拾。这股浪潮的最可怕之处，就是谁也不知道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回事。被新的镇压浪潮吞没的牺牲者，已经不再是昔日的党内反对派。而是一些为斯大林夺取政权出过力的人，有不少甚至是他最亲密的战友。有关‘克里姆林宫中的疯子’的传闻，已深入到党内外的干部群众之中。”
“你知道的斯大林的‘自己人’，都有谁已经被杀？”中国人问道。
“1937年下半年和1938年，被镇压的苏联政府重要官员——我敢说他们从未参加过反对斯大林的任何派别——有：重工业部人民委员梅米拉乌克、财政部人民委员格林柯、副人民委员切尔诺夫和雅科夫列夫、贸易部人民委员魏采尔、邮电部人民委员哈勒普斯基、国防工业部人民委员普希莫维奇、司法部人民委员克雷连柯、国营农场部人民委员卡尔马诺维奇、教育部人民委员布勒诺夫、水运部人民委员杨松、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前后三任主席叶努启则、阿库洛夫和温什里希特、国家银行行长马里雅辛、人民委员会议副主席安蒂波夫、重工业部副人民委员谢烈布罗夫斯基、外贸部副人民委员埃利亚瓦、政治局委员柯秀尔和卢祖塔克。这些人个个都是忠于斯大林的，我敢说，他们至死也没弄明白斯大林为什么要逮捕他们，又为什么非要他们的命不可。”
“我们已经能看出斯大林在消灭自己的忠实战友，在摧毁自己的国家机器方面，达到了何等疯狂的程度。”中国人点了点头。
“我刚才告诉您的，仅仅是部份被害的苏联政府成员和政治局委员。至于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及其他加盟共和国中被镇压的重要官员。简直不可胜数。除了枪毙的以外还有许多人自杀，如乌克兰政府主席柳布钦科、白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切尔维亚科夫等等。 其实到1937年年底的时候，苏联各人民委员部和其他全国性机构已经无人领导。所有的工矿企业都陷入了半瘫痪状态。到处都在要求配备新的行政领导、新的经理厂长。但斯大林却不敢使用中央委员会中那些幸存的老干部，因为这批人过去在工作上与那些被清洗的干部多少有些往来。紧急的形势逼得斯大林只有走滥竽充数一途，好些在正常情况下连当一般职员都没资格的人，现在却突然被提拔起来去领导国家的重要机构，甚至领导一个部。”
“作为实例，我再列举一件自己知道的事情，它可以称得上第一手资料。某天傍晚，莫斯科外贸学院突然来了两名党中央的代表。他们要求院长和党委成员们推荐两名政治上可靠、同时可以胜任‘领导职务’的大学生。院党委经过开会，提出了两个人，一个叫奇维亚列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