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战事一起，这座日本著名的军港城市因为战争的猝然降临而变成了血肉横飞的战场。城里城外到处都是火焰，大火和烟雾吞噬房屋，爆炸声震耳欲聋。随着战火蔓延，那些原本以为躲在家里就可以相安无事的日本民众终于变成被开水灌了巢穴的小动物，不得不争先恐后外出逃难。
和平年代，人分三教九流，官分大小尊卑，社会秩序等级森严，但是逃难就不同了，逃难的队伍里没有尊卑贵贱之分，人人只有一种身份，那就是难民。
火车一到，人人都在拥挤，身强力壮的挤上去，妇孺老弱者就只好原地淘汰。但是火车大多被征用去运送军队，因此本来车次就少的火车站滞留的难民越来越多，不少人已经担惊受怕地等候了整整两天。
10月28日，天空仍然是灰濛濛的一片，有消息说东京将发出两列空车来运送难民。消息传开，车站人头攒动，万民拥挤。这是一个同时充满希望和绝望的关键时刻，人人都有充分理由让自己而不是别人抢先登上火车脱离苦海，问题是当许多理由拥挤在一起的时候，人人都没有了理由。
因为两列火车的全部载运量只能运走滞留难民的不到四分之一。
中午1时，火车在万众欢呼声中开缓缓进站来，许多人过于激动，把前面维持秩序的警察挤下站台，导致当场压死压伤多人的惨案。接着警察对空鸣枪示警，子弹被屋顶钢梁反弹回来又击伤数人。不料民众视死如归，个个前赴后继，警察只好退居二线，听任自由化到处泛滥。此后几个小时不啻一幅世界末日来临的景象：车上车下，人人争先恐后，你推我搡，你不推我也搡，把别人拖下来，自己爬上去，爬窗户，爬车顶，爬一切可以爬人的地方，甚至连车头上也坠满蜂窝一样沉甸甸的难民，于是又发生挤死踩死窒息暴卒事件若干。
下午3时左右，车站局势基本明朗，列车大大超载。未上车的在车下垂头丧气，挤上车的在车上不免暗自庆幸，更有许多走散了亲人的女人孩子到处叫喊，车上车下嚷成一片。不料就在这时，站外突然响起了尖锐的防空警报声。
是中国人的飞机前来空袭。
火车下的人得了近便，纷纷四散逃跑，或卧倒于田边地头，或藏身在沟坎河岸之下。难就难坏了已经挤上火车的人们，盼星星盼月亮，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争得车上宝贵的一席之地，如果下车防空，岂不等于前功尽弃将胜利果实白白断送了么?
因此车上的人都硬着头皮不愿下车。胆小的见别人不挪动，便也壮了胆子不动，每个人都心存侥幸，巴望敌机驾驶员看清这是一车手无寸铁的难民而不是军队。有个有国际知识的医生在车顶上铺开一面自制的红十字会旗，好让中国飞机遵循国际惯例回避民用列车。
但是这回他们恰恰想错了。
12架从中国航空母舰上起飞的中国“标枪”式舰载攻击机排出整齐队形飞临车站上空，他们的任务原本是寻找和轰炸军用目标。但由于天气阴暗，地面的车站列车虽然历历在目，但红十字会旗和难民的身份却难以识别。哪怕能够识别，对于每一个被复仇的冲动包围的中**人来说，他们是决不愿意放过面前这个打击敌人士气的大好机会的。你们日本大和民族不是万众一心吗?
你们不是众志成城全民效死吗?
既然你们的政府敢于宣布向中国开战，那么就应该让你们全体国民懂得侵略的代价意味着什么！
因此当中国飞行员发现地面的列车目标时，他们无疑个个感到精神亢奋喉咙咕哝作响，一种类似把敌人赶进屠宰场的快意极大地刺激着中**人绷紧的大脑神经。轰炸敌国火车是上级下达的命令，军人只管完成任务而不管道德，研究道德是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的事，所以中国飞机几乎无需任何战术动作的掩饰，就一架接着一架朝目标直接俯冲下来。投弹，扫射；拉起来，再投弹，再扫射，如此循环往复。机枪喷吐火舌，炸弹一枚接一枚落入车站，有的炸弹竟直端端钻进车厢里，炸得里面的人血肉横飞鬼哭狼嚎，火车站顿时被淹没在一片粉红色的血雾和遮天蔽日的火海中。
这场血腥屠杀历时约半个小时，两列火车被炸脱轨，车站内外到处是人的断肢残体，许多尸体已不可辨认。
日本陆军航空兵第22轰炸机大队的官兵是从当晚的广播里得知长崎火车站惨案的不幸消息的。
对受害一方来说，轰炸平民当然是一种违反人道主义的野蛮行径，理应受到国际舆论谴责。但是战争本身即是屠杀，没有人道可言，因此任何对于战争的道义谴责和正义言词同战争的行为相比，都是苍白无力和微不足道的。
分队长河野中尉由此感到某种无言的自责。
虽然平民列车遭到轰炸并不是他的过失，并且陆军航空兵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去攻击敌人舰队，但是惨案的发生本身就包含着强烈的责备和期待。
如果军人不能消灭敌人，保护自己的妇孺儿童，那么国家和民众供养军队又有什么用处呢？！
河野洋太，萨摩人，东京大学土木工程系毕业，父亲为政府高级官员。也就是说他在当时的社会地位相当的高，享有许多令人羡慕的特权。三十年代社会上留学经商风气很盛，许多官僚纷纷把子女送到国外毕业后义无反顾地选择从军的道路，跨进